在兵力兵器相差不多的古代战争中,海拔高度差几乎成了决定战争双方胜负的关键性因素或决定性因素。诸葛亮伐魏终其一生都没有成功,或因受到地形限制。
三国益州地区
众所周知,益州乃“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是它却处于四川盆地,这种地势有利于蜀国军队从水路顺流而下攻略吴国(不过,当时的三峡礁多、滩多、流急,因此并不好走船),却不利于蜀国军队北越秦岭图略魏国。这是因为,四川盆地的海拔高度不到五百米,而秦岭的海拔高度在1000-1500米,这近一千米的海拔高度差,总是让诸葛亮一筹莫展,六次伐魏均无功而返。
诸葛亮的伐魏战争,严重地受制于粮草、辎重等军需后勤物资的运输能力。在没有机械动力运输条件的古代,主要依靠陆路车马运输和水路船舶运输。对于陆路运输来说,上坡运输非常艰难,速度又慢,载重又少。对于水路运输来说,逆流运输非常艰难,完全要靠人力或畜力拉纤。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伐魏,要翻越海拔高度差近千米的秦岭,走水路是逆流,走陆路是上坡,其艰难和被动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兵力兵器相差不多的古代战争中,位于海拔高度低的国家或军事集团,在与位于海拔高度高的国家或军事集团的战争中,海拔高度差几乎成了决定战争双方胜负的关键性因素或决定性因素。
在春秋战国七雄中,楚国人口最多,将士最勇(见《国殇》),地域最广,资源最丰富,兵器最坚利(楚国的青铜冶金技术最优),按理楚国最有条件统一天下。但是,结果却是秦国吞灭六国。对此,以往论者均强调秦国变法图强的政治作用,而忽略了秦国海拔(约1500米左右)对其它国家海拔(平均低于五百米)的地理优势作用。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凡是位于西北地区较高海拔地区的国家或民族(海拔太高地区除外,因为那里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不足以孕育出强盛的部落、民族和国家),往往能够战胜海拔较低地区的国家或民族。
例如,黄帝战胜炎帝、蚩尤,因为黄帝位于黄土高原及河套地区,炎帝位于桑干河的下游,蚩尤位于汾水的下游(参阅笔者《炎帝从山顶洞走出》一文)。武王伐纣,周民族能够战胜殷民族,因为周位于海拔高的秦川,殷位于海拔低的黄河下游。秦灭六国,也是因为秦国对六国在地理地势上居高临下。刘邦与项羽,楚河汉界一北一南,结局是刘邦高唱《大风歌》,而项羽则刎别虞姬。秦王李世民能够统一天下,建立盛唐,同样是因为他的军事根据地在秦川。
此外,元灭宋,清灭明,亦得益于地势海拔高度差的地利(宋亡的主要原因是,皇帝不肯下放军权,因为赵匡胤是靠兵变当上皇帝的。明亡的主要原因是崇祯时期持续二十多年的大规模旱灾,旱灾的中心正是李自成的老家商洛地区)。
总之,北伐罕有成功者,而南下总是多几分胜算。中国地理地势的大格局,乃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这种海拔高度差导致了双向运输能力的严重不对称。对于那些有志于攻城略地打江山,逐鹿中原的军事家或野心家来说,谁的后勤保障得力,谁就占有先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员的炊事、宿营、兵器、攻守器具等等辎重,哪一方能够及时足量保障供应,哪一方就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进一步说,海拔高度差除了造成下坡容易上坡难、顺水容易逆水难的“交通运输二极管效应”之外,它在军事上还有着许多其它的二极管效应。其一,居高临下,视野宽广,下坡行军速度快,可以利用重力武器。其二,火攻是古代战争利器,中国秋冬主要盛行西北季风(通常比较干燥,容易起火),这非常有利于占据西北高地势的军队(这也是诸葛亮要借东风的原因所在);对比之下,夏季的东南风,由于水汽多、湿度大,不适于被利用来实施火攻。其三,水攻(包括筑坝淹城)也是古代战争利器,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洪水泛滥,都有利于占据上游地势的军队,而不利于处于下游的一方。
诸葛亮之所以忽略海拔高度对军事的作用,与当时的地图缺少等高线和海拔高度等内容有关。三国时期,出于军事政治需要,魏、蜀、吴三国都在想方设法绘制更准确、更方便的军用地图。据《拾遗记》的记载,孙权在军旅途之隙,常常想要找到一个善画的高手,画出一幅好的地图来;丞相赵达便将自己的妹妹推荐给孙权并成为孙权的夫人,这位赵夫人对孙权说:“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这幅刺绣地图完工之后,时人称造夫人的技艺为“针绝”。今天看来,根据上述记载,孙权夫人刺绣的地图只有山脉之形,没有山脉高度。
公元前227年,荆轲出使秦国欲刺杀秦王,为了接近秦王他带去的珍贵礼物便是燕国督亢一带的地图(约在今日河北固安或天津蓟县附近);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描述当时的场景为“图穷匕首现”,表明该地图为卷轴式,绘在丝帛之上,但是未言有地势高低的内容。
有趣的是,秦始皇非常看重地图的价值,他在为自己建造的陵墓中,便有一种能够自动演示百川入海的装置,《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据此,秦始皇陵墓的模型演示地图,应当能够表现地势的高低。事实上,春秋战国时的大型水利工程(例如郑国渠),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测量地势的相对高度,只是尚没有在地图绘制上找到表示地势高低的方法。
至于中国古人对山脉高度的最早观测记录,见于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五藏山经》西次一经对太华山的描述“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西次一经即今日的秦岭,太华山即今日的华山,海拔2160米,系《五藏山经》地理中心区的标志性山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