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秋天,69岁的武英殿汉人大学士贾桢陪同治帝去东陵,路途遥远,因长时间坐轿子,剧烈的颠簸导致身体右边轻度瘫痪,不能走路和书写,甚至吃饭和说话都有影响。延请德贞治疗后,贾桢的身体很快恢复,既能写字,也可以灵活地使用筷子。贾桢的康复不仅使家里人感到宽慰,甚至引起了同治帝的关注,毕竟他是皇帝的重臣之一。贾桢康复后,曾来医院回访,送颂匾,在德贞陪同下参观医院,察看照片、照相机、冲影设备和幻灯机。
这样的一来一往中,德贞与清廷上流社会的友谊就自然而然建立了,他进入宫廷给恭亲王看病,与李鸿章交友,长期担当曾纪泽的家庭医生,曾纪泽一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便是受到德贞的影响。在另一位刑部尚书崇实眼中,德贞俨然是位医德高尚的良医——“英国德子固医师,不远数万里来京师,施医十余年间,活人无算,而绝不受一钱,仁人君子之用心在斯乎”。
荣禄腰部生了一个瘿瘤,“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其痛苦之情“不堪言状”。德贞为荣禄做了两次手术共计割了19刀,割去已呈紫色的腐肉,“患处日见起色,疮口之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荣禄夸德贞“其术之精,其技之绝”。
荣禄与德贞大夫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情。
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人,晚清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关键时刻,他每次都能“站对立场”,坚定而忠实地支持慈禧,是公认的后党核心人物。1877年春天,荣禄腰部生了一个瘿瘤,开始还只有粟米粒大小,随后“大如瓠,溃后遂蔓延,”请名医无数,终难见效。这时,曾纪泽向荣禄推荐德贞。荣禄自述当时“以中华之医但能奏效,即无须重烦德君,故迟迟未果”。这段话是1884年说的,已在7年之后,恐怕当初的荣禄不是这样想的,他可能不敢请德贞就诊,因为那时曾纪泽本人也是刚认识德贞,荣禄对德贞医术缺乏基本的信任应该是重要的原因。
以中医治疗至第二年冬天,“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荣禄的痛苦情形到了“不堪言状”的地步,而那时他正得慈禧赏识,被派充紫禁城值年大臣,“时差务殷繁而仰蒙恩遇优厚,曷敢少懈偷安,勉力从公机,有不可支持之势。统计前后医家已数十易,皆以不效退迨”。
在这样的情况下,荣禄只能请德贞上门治疗。德贞诊断后说原先这病并不难治,只是前面的医药“杂投”,乃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当下决定手术。德贞建议给荣禄用点泰西药物,“嗅鼻一时沉昏,赶为割治,使不知痛苦,较为稳妥”。此时的荣禄尽显一代武将的英雄本色,笑对德贞说:“与其糊涂割治而死,曷若明白痛楚而止,”拒绝了西洋的麻醉术。在无麻醉的状况下,德贞为荣禄做了两次手术共计割了19刀,割去荣禄腰际已呈紫色的腐肉,手术过程中血肉淋漓,“侍童莫不目眩”。
手术很成功,荣禄自述“患处日见起色,疮口之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并亲自撰文表示“益信其术之精,其技之绝矣”,赞颂德贞的医术以前只是听说过,此次亲为目击体验,才知德贞医术之“精深绝妙,竟克臻此,夫乃叹人之少所见者”。
1884年,德贞给同文馆学生讲课的解剖学教材《全体通考》将由同文馆印刷出版,他将书稿递送给荣禄,请其作序。这部16册的专著,附有将近400幅精美的人体解剖图,以显微镜观察、化学原理与计量学方法,揭开身体秘密,由人的头部毛发探入到人体内部的骨质组织微观成分,从血液循环到神经分布,都有精细的描述和解释。德贞在书中又加入大量注解,对照中医的人体结构知识和传统术言,创造了人体部位和器官的现代名称,并指出中西医学关于身体知识的不同解释。
这样一部信息庞大、知识迥异的巨著,尽管德贞在表述上已尽可能靠近中国人传统习惯,并对照中医的术语,但内容实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够读得懂的。荣禄自谓不能对书作评判,但还是欣然提笔向读者推荐该书,以为作者“用意良深,益人匪浅”。
在华生活将近40年,德贞自恃与宫廷和政府上层有着特别的联系,在关键时刻他会出面纠正西方社会和媒体对清政权的一些偏见和史实错误。
关于同治帝的死亡原因,始终是一个谜,激发着中外许多史学家的好奇心。尽管清政府官方一再坚持同治帝死于天花,但有关“风流病”的传说并没有因此终止。1898年,德贞公开撰文说明同治不可能死于天花,也不可能死于两宫太后的迫害。
1898年9月21日,清廷发生了一场惨烈政变,皇帝与太后的争斗最终以光绪失败而告终。10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遗孀皇太后”的文章,作者道格思爵士,当时是大英博物馆汉文藏书部助理。他认为慈禧一贯的做法,就是让所有与她持不同政见的敌人统统消失。由此,道格思爵士联想起20年前同治皇帝的死也与两宫太后的宫廷争斗有关,并列举其他几位皇族和官员的死亡事件,以证实凡与慈禧意见相左的人“都有可能消失”。
10月7日,《泰晤士报》发表德贞发自北京的致编辑信,以略作修改的标题“遗孀——中国的皇太后”,希望允许他纠正道格思的文中的一些史实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