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场关于财富的集体记忆
传奇往往是伪造的,但依附在这些传奇身上的历史记忆,却往往相当真实。
沈万三的传奇版本极多,但大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出巨资帮朱元璋修筑南京城、犒劳军队、家产被没收,本人遭流放。
元朝富翁沈万三自然赶不上修筑南京城这项大工程,更不可能与朱元璋“对半而筑”,或者独力承包下三分之一的工程。南京城的修筑之所以会跟沈万三扯上关系,其实与朱元璋大肆强行迁徙江浙地区的富户来“充实都城”有关。
早在做吴王、还没做皇帝的时候,朱元璋就开始对江浙地区的富户们采取措施,将大批苏州的富户强行迁徙到濠州。建立明朝之后,这一政策变本加厉:洪武三年,将苏州、杭州、嘉州、湖州等地四千多家富户集体迁往濠州;洪武十三年的声势更大,苏浙地区四万五千多户富户被朱元璋强行迁到南京,美其名曰“为繁荣首都做贡献”。
类似的强制性迁徙还有很多。
在大批的富户被强行连根拔离本乡的同时,南京城的修筑也正如火如荼。富户们带到南京城的大量财富,理所当然,“热情支援首都建设”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明代野史、笔记将南京城的许多建筑,像铁桥、酒楼、水关等等,都说成是沈万三出资所建,正源于此。
沈万三故事里的具体情节是伪造的,这些虚构的情节勾勒出的历史背景则是真实的。
同样,充军云南这段传说也可以找到出处。
自洪武十五年云南平定,朱元璋就不断从内地往云南移民,美其名曰“充实边疆”。这些移民当中,江浙地区的富户占了很大一部分。明代人谢肇淛写过一本叫做《滇略》的书,里面说道:“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故其人土著甚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语言、习尚,大率类建业……”
古人把住在高档小区的富人们叫做“闾右”,把住在棚户区的穷人叫做“闾左”;“建业”就是南京。谢肇淛这段话的大意是: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大批大批地迁徙江浙地区的“闾右”,也就是富豪们,让他们去“扎根边疆,保卫祖国”,最后土著居民成了当地的少数族裔,当地的生活习俗,也全都和“建业”,也就是南京一样了。
在虚构的传奇里,百岁老富翁沈万三被朱元璋“丧心病狂”地流放到了云南。在真实的历史里,一批又一批的江浙富户们,也正千里迢迢,拖家带口,像牲畜一样被赶往那烟瘴之地。沈万三的故事,是假的,也更是真的。
沈万三的传说里包含着明朝人对朱元璋极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来源于朱元璋对江浙富户的大肆查抄和打击。几乎所有的沈万三传说里都少不了沈万三被抄家、或者被课以重税以至破产的情节,这些情节的出现当然和当时江浙富户们的悲惨命运相关。
强制迁徙、课以重税是朱元璋打击富户们的常规手段,罗织罪名让富户们“入党”,则属于非常规手段,但打击的力度和广度都更为有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事发,杀了三万多人,江浙富户被牵连的相当之多,沈万三的女婿、豪富不逊于沈家的陆仲和就不幸成了“胡党党员”,全家几乎被杀了个鸡犬不留。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都是遍地人头乱滚,许多江浙富户一夜醒来,都莫名其妙地成了“蓝党党员”。
当时的舆论对这些大案讳莫如深,不敢稍有异议,一切都以最高领袖的定性为准。方孝孺是个有些骨头的人,他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挠痒痒似地说了一句:“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虽然遮遮掩掩,但好歹说出了朱元璋的真实用意: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入了党”,是不是真的有罪,只要你属于“巨室”、属于“故家”,你就在劫难逃。
朱元璋是个对富人缺乏好感的人。一方面可能源于早年的坎坷经历,作乞丐、当和尚,应当遭遇过不少富人的白眼;另一方面,则和他本人对明帝国的整体设计有关。小农出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帝国是一个绝大部分由小农组成的社会;做过游民的他见识过游民们的威力——他们摧枯拉朽般推倒了庞大的元帝国,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帝国是个静态社会。在这套设计蓝图里,没有富户们的存身之地——富户们作为地主,他们与生俱来的“兼并”欲望会破坏小农社会,小农们失去土地,又会成为游民,破坏静态社会;富户们作为商人,商业的流动性对静态社会的威胁显而易见;即使不农、不商,而仅仅通过权力“致富”,也无法为朱元璋所容忍,因为那样会损害他的统治。
总而言之,财富,在朱元璋眼里是有原罪的。
朱元璋扫荡江浙富户的战果是很显赫的。《寓圃杂记》里说,到朱元璋统治的中晚期,三吴的大户巨姓们,“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原本繁华热闹的江浙地区,一片萧条,“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死气沉沉,毫无生机,过者无不感伤。
不管在什么时代,话语权总会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农业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多半家庭出身比较好,“富户阶层”比较多。所以,沈万三与朱元璋之间的传奇故事会被捏造出来,并获得广泛流传,也并不奇怪。依附在沈万三身上的那些故事,虽然不是沈万三自己的故事,但却是整个朱元璋时代,江南富户们集体遭遇过的故事。
沈万三不过充当了这些故事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载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