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盛夏,应岘峰山人李闻海先生的邀请,我来到南国的一个文化书院———安静美丽的潮州淡浮院,和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先生,韩山师院黄挺教授,著名的才女主持人李蕾,共同做一期《出走与望乡》的文化话题节目。
就在这几天里,闻海提到了他的前辈潮州老乡饶宗颐先生的一个想法。这位蜚声海内的国学大师,建议将中华传统文化结晶的“国学”,改称“华学”。此话一出,四座皆赞,不愧是大师,不然哪里会有如此高屋建瓴之论。锦麟和闻海比我年轻,性格又开朗,此后在好几个场合便将饶老的想法传播开来。以锦麟先生凤凰名嘴的品牌效应,此说渐生影响。
闻海在海内外同时出版的《岘峰山人说》书中,也有专文论说他对华学的种种想法。他嘱我为此书作序,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就“国学”“华学”来说事的机会。因为我也是“华学”的赞同者。
“国学”这个称谓,确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国学”的正式提出,当在上世纪初的清末,当时学界针对“西学”东渐而力挺“国学”以抗衡。据王淄尘《国学讲话》云:“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益众,翻译西书者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学’之名随之而起。”梁启超1902年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护国粹为主义”。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以“振起国学、发扬国光”为宗旨。正如国粹派邓实在先生总结的,“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国学”、“国故”,最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典籍的总称,后来扩展到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统称,但主要是指汉民族文化,总体上没有涵盖理应是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应该说界限明确。二、“国学”是针对“西学”而命名,有抗衡西学东渐的初衷,它的着眼点是“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它的指向也便先天性地带着一种内封性,一种对西学乃至对世界其他地区文化在心理上的区隔,甚至某种程度的戒备、拒斥。这也不可否认。
我想说的是,“国学”这个产生于特定背景下的称谓,放到今天的语境下,似乎的确有可能引起推敲的地方。对境外来说,“国学”容易被理解为“中国之学”。“中国之学”立足于国家和本土概念,在国内意旨清晰,但对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还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东洋人、西洋人来说,“国学”一词却极易产生歧义,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所在国的文化或学问。非要他们接受“国学”只指“中国之学”,而不是所在国文化这样一种特指性解释,容易流露出文化优越、甚至文化强制的味道。而“中华之学”、“华学”,则淡化了文化的国家属性、地域属性,强调的是全球文化格局中特定民族文化的精神质地和内容风格,是更有利于海内外的交流、认同和共享的。
对境内来说,“国学”的这个“国”字,又容易叫人联想到“国家之学”。这也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弘扬国学,强调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学说、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学说。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学说,其核心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皇权主义和宗法制度。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野之下,皇权主义和宗法制度,可以说恰恰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软肋,是不宜拿来学习继承弘扬的,当然更不应该去世界各地推销。国学大师牟宗三说得好,儒学在中国可分为制度儒学(政统)、心性儒学(道统)、世俗儒学(学统),他认为,如果说心性儒学(道统)、世俗儒学(学统)的许多精华还有可继承之处,那制度儒学(政统)是绝不可继承的。那原因正是因为制度儒学是中国皇权主义和宗法制度的理论基础。
如果国学热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好像我们热衷的是推行制度儒学、政统“国学”,这就非但不能给中国文化增光,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华学”的内涵较“国学”更为丰富
“华学”的称谓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歧义。它给人的印象更多是纯文化的,是民族文化中关于文史哲、关于伦理道德、关于民间智慧、民间风俗、民间艺术方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才是更容易融入世界、为人类共享的东西。
中国人被称为“华人”,语言文字称为“华语”,文化学问称为“华学”,称谓一致,顺理成章。由于“华人”习惯指称那些生存于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人,“华学”的内涵也就较“国学”更为丰富,除了本土的历史文化,也包含世世代代海外华人、华侨在新的生存环境中融会、更新、创造的文化。这些文化理所当然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华文化中更世界化更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处在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衔接地带,对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在和谐的交融中共生共进,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延续和传承其实非常完整,在许多个海外华人社会都可以找到比较完整的形态。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文化的外向传播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文化新的命题。我们要强调探讨和归纳传统文明文化和现代文明,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关注点局限在中国大陆本身,必须涵盖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华人社会文化中合理的成分和内涵。
只有文化中国的概念才是两岸三地和华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以我个人的感觉,“五四”以来,国人在文化上的摇摆和偏颇之一,就表现在,有时候有的人群畸恋传统文化,有时候有的人群又膜拜西方文化,而且常常陷入无穷尽的国学、西学的繁琐争论中。真正根据国情变化的现实、时代发展的需要,致力于创造性构建新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则很是不够,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在海外流布的过程,或者简约地说,华学在海外流布的过程,就是一个中、西文化在生活实践中互动互惠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的营养中、在世界和现代格局中逐渐更新的过程。这个华学走向全球的过程起码有了一百多年,在漫长岁月中,海内外华人已经为构建新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造了势、奠了基,积累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这是从横的方面看。从纵的方面看,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学传统的提炼和升华,不能刻板地复制和单纯地克隆,要与时俱进,要与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进行必要的接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价值取向应该熔冶一炉,成为“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当下国际社会对我们普遍的价值认定,这既是对传统的回归和敬畏,也是对现代文明的吸收和追求。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近年来提出“新国学”的主张,大体也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国学在“五四”运动以前是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相区别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五四”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新的组成部分,却不为原有的国学概念所包容,所以以“新国学”概念将“五四”前后两个段落的中国文化衔接、涵盖起来,这样可以避免中国旧文化与新文化的断裂。
“华学”说搭建共同的话语平台
我赞成“华学”说,是想倡导在纵横两方面把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结构整体,不仅包含古代学术,也应包含现当代学术,还应包含海外华人华侨传承、流布、创造的中华文化。这种“华学”,是对传统国学概念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它应该成为传统文化衔接现代文明传播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我们敬畏传统,但更关注当下的活着的新鲜的文明过程,我们应该横向贯通,纵向对比,同心协力搭建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华学”就是这样的平台。“华学”概念涵盖了中华56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也可以凝聚海内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它属于海内外热爱中华文化的所有人,甚至包括进入中华文化圈内的非华人。因而从概念上说,“华学”比国学更具有时代感,也更具有包容性。它有助于互动交流,有助于中华文化在更广阔的共识中传播。
因而我热切盼望着,饶宗颐先生的主张能引起认真的关注,而不是以国人和学界惯有的那种无所谓甚或油滑的调侃来对待它。任何一种文明和文明的传播都要在某些个符号和理念组成的传播平台和渠道中进行,民族的精神文化传承和走向,往往受到传播平台的极大影响,“国学”“华学”的讨论看似称谓之争,我们却不能轻视。
作者:肖云儒
(注:本文为《岘峰山人说》之序,限于版面,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