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导
王导(276~339年),字茂弘,汉族,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初年的大臣,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
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剂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这个局面也是王导和晋元帝所专注和希冀的。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而且祖逖曾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祖逖后来并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和信用,以致忧愤而终。这不能不说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王导轶事
古代富豪石崇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导向来不能喝酒,但怕石崇杀人,当美女行酒时只好勉强饮下。王敦却不买账,他原本倒是能喝酒,却硬拗着偏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晋:谢安
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汉族,浙江绍兴人,祖籍陈郡阳夏(今中国河南省太康)。
说到谢安,不得不说绵延了近三百年的显赫世家--陈郡谢氏家族。谢家上可追溯至谢安的祖父谢衡,他曾是曹魏时的大儒,下则延续到谢安的九世孙谢贞,作为谢氏最后一位在史籍留下传记的子孙,在谢贞死去后的四年,已腐朽的陈王朝也终于在“玉树后庭花”的吟歌中走向终结。三百年风流云散,到了盛唐,这个家族就已被赋予了一番华贵的忧伤,为人们追忆并叹惋。乌衣巷也已然是夕阳野草,目不暇接地化作了前朝往事。
谢安无疑是这三百年华彩中,至为绚亮的一笔。这一个人生历程,标记着一个家族终于不可阻挡地攀上极顶,放散出流盖当世的辉煌,这力量与东晋王朝的命运相契合,标记着一个王朝半世纪的续延,于是就托起了一个安然的,平稳的世道,为后人所记挂。同时,也标记着那种在史上绝无其二的制度行将终结,标记着“贵族”这个名词,再不会真正在我们的历史中出现……
唐:魏征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实行政策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唐:房玄龄
房玄龄是唐代初年著名良相、杰出谋臣,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十年艰辛征战;终生“效父清白”的饱学之士,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房玄龄智能高超、功勋卓越、地位显赫。但他善用伟才、敏行慎吉、自甘卑下、常行让贤。“群星捧月月隐平,治世夜空灿月明”,是对他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赞言。作为一名雅士,他颇具可佩可学的典范;作为一代勋臣,他堪称可歌可颂的英贤。
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 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柳芳的评论可谓恰如其分,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有关这段历史评论时,都全文抄录。而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所刻《历代古人像赞》中在玄龄公画像左上角所题对联一副:“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也是很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