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
实际上,科举制的废除,其影响远超过辛亥年的政权鼎革。
现在有人讲“中国梦”,过去所谓的中国梦,就是可以通过读书的手段,改变自己的命运。科举制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只要你书念得好,就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很多人说这是对地主有利的一种体制,其实不完全是。当时的农村,一个人书念得好,可能全家族全村的人都会出钱供他念书。以前有公田制度,公田在中国的乡村里曾占很高的比例,其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毛主席当年做调查的时候,地方的公田还有10%到20%,那已经是1931年了。当然,公田往往被有钱有势的人所把持;很可能当初公田的形成,也是这些人付出较多。而公田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资助家里没有钱但能读书的人。考中秀才可以领到多少米,考中举人可以领到多少肉,一直到毛主席做调查的时候,还是这样,不过那时领米领肉的也包括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了。
尽管因为名额有限,科举考试中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
这种情况,到废科举之前的几年已发生一些变化。废科举只是最后的一步,废之前还有一个改科考。例如以前要小楷写得好,后来不那么注重了。重要的是科考的内容改了,以前考四书,后来考新学、考算学。又如把经学放到后面较次要的场次,把史学提到前面更重要的场次,这让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当然很满意,但是对于当年那些考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这类改变,对读书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你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跟不上时代的变化,那么继续练毛笔字,继续念原来的书,最后到了考场才发现都不一样了,连考试参考书也变了,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就改变了考试的公平性。以前每个人可以预期自己在考试中有怎样的表现,就能进入某一级优秀的行列,但是废科举之前的改科考,已经把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部分修改了。
科举制的废除,当然是更彻底的变革。在那之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习惯了新体制的今人,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一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对当年所有怀揣“中国梦”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是这一群体。
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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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清军“海圻”号巡洋舰访美,在美国本土进行了中国海军第一次阅兵。
维新变法,我们过去大半把它看作思潮、时潮和政潮,但就社会一面而言,它实际上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员和招聚。这种动员和招聚以思想为播染,使读书人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脱出了旧轨,从而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环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后,是这些人自成一类,成为一种过去所没有的社会力量,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激亢而且不息的思想震荡。
杨国强:梁启超1912年秋天回国,其时由武昌起义而搅动天下的那一段历史刚刚过去。在他到京之后的第一次演说中,开口起讲和深致感慨的,是“鄙人去国十五年”,回来看到“国中所经变迁,殆视百五十年为尤剧”,无论物质的方面精神的方面,“以昔况今,皆如隔世”。时当革命推翻帝制之日,他总括十五年而总论之,显然是把十五年里的变化同眼前之鼎革连成了一种因果。张謇后来追论“晚清朝政之乱”,以说明“致此革命者,非他人为之也”。其间举为大端的,是“戊戌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他是身历其境的过来人,说的都是阅历所得。我想,以梁启超说的十五年为时段来为辛亥革命说前史,则维新变法和志田教授所举的义和团都不能不进入视野。而革命的历史也因之而由片断变成了真正能够理解的一个过程。维新变法,我们过去大半把它看作思潮、时潮和政潮,但就社会一面而言,它实际上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员和招聚。这种动员和招聚以思想为播染,使读书人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脱出了旧轨,从而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比如章太炎当日正在诂经精舍里读书做学问,因被动员招聚而入时务报社,就此卷入时潮并且越走越远。与之相类似的翰林蔡元培、举人吴稚晖等等,都是这样为思想所招聚而大变趋向,也都是这样一旦被动员出来之后就回不到旧轨之中去了。而后,是这些人自成一类,成为一种过去所没有的社会力量,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激亢而且不息的思想震荡。两者都在戊戌变法之后长久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并累积其急切和激昂,对后来的辛亥革命来说,既是直接的影响,又是深远的影响。在十五年里,导引了后来的变迁。
另一个变化在于朝廷扑杀戊戌变法,同时扑杀了旧邦新造的种种主张,遂使洋务新政以来的中西交争和新旧交争变成庙堂上守旧一派的一边倒。由于守旧的一边倒,才能够造成后来怪力乱神之能够源源进入庙堂而四布于华北的朝野之间。由此引起了庚子事变,以及八国联军入北京和西太后的仓皇西狩,之后,是朝局全变。彼时的一个京官曾举戊戌与庚子之间的嬗蜕,说是“戊戌后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反手复手,顷刻间耳”。其结果就是庙堂内的守旧一派又被全部扑杀。遂使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无人敢以守旧自命”。其实新旧交争之日,双方都在互相约束之中,从而每一方都不能没有一个限度。因此由守旧开始的庚子事变以守旧的崩溃和摧折为了局,同时造成的,则是用东西洋学理来改造中国的单面独进和脱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至有四千年史扫荡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制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这个过程与中国人在“四邻竞集而迫拶”下的“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相交缠,但由此形成的以骛新为强势,则又因其单面独进而很容易演化为一厢情愿的激越、盲目、急迫而且漫无边际。然后才有晚清最后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殆视百五十年为尤剧”的种种变化。这种变化使传统中国的思想结构解体,也使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解体。辛亥年的革命继之而起,遂成了一场成功太过简捷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