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与夫人潘素
唐山大地震期间,京城人居住防震棚多时。那时各种消息满天飞,人心惶惶,独张伯驹神态自若。一天大清早,欧阳中石前来探望恩师张伯驹,只见张家防震棚中,张伯驹淡定从容,正在一张折叠桌上写字。欧阳中石不由得为他的超脱折服。2008年,已届八旬的欧阳中石对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撰诗曰:“襟怀落落意融融,一任烟云化碧空。地裂天崩心似水,穷途不改大家风。”
“穷途不改大家风”,是对张伯驹的确评。他一生经历多次“天崩地裂”,经历诸多个人磨难,人生落差极大,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古典文化所熏陶出来的博雅通脱、宁静坦然。这一点,令众多名人高士推崇备至,是他们心中难忘的风景线。
1969年到1972年,张伯驹是北京城的“黑户”,没户口,没粮票,没布票,靠亲友接济度日,与当年豪门巨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著名学者、鉴赏专家王世襄多次去看望,却发现他“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除年龄增长外,心情神态与居住豪宅时“并无差异”。著名画家、“一代鬼才”黄永玉曾对此大表钦佩,赞曰:“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是张伯驹的忘年交,两人情谊很深,但彼此交往只能用“淡如水”三字形容。当时周汝昌很年轻,“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
是的,在他的心中,尊卑贫富,沉浮兴衰,都是过眼烟云。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的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张伯驹的大约有千年。在这样的大坐标系里,他才可以“坐观云起,笑看落花”,才可以“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也才会在淡看功名利禄之时,将国宝看得无比之重。拥有《平复帖》后,他“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对国宝的态度,可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冯骥才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峰顶,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这个塔尖是被一批卓越的文艺大家、艺术精英及其经典作品表现出来的……一个国家没有精神高度不行。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没有神圣感,这个民族就完了”。
如果张伯驹地下有知,必引冯骥才为知音。如果不是领悟到这些,张伯驹就不可能倾家荡产买古字画,“如性命一样地宝藏”它们,并最终捐给了国家。
对张伯驹颇为了解的章怡和写道:“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光,古往今来的月光。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的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辉。而这,才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