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方的天主教报刊中,最重要的是《大公报》《益世报》,《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于天津法租界,创办人为著名的天主教学者英敛之。英氏主持该报时的主要特征如下:“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遗受到舆论界的重视。”在王郅隆和胡政之主政期间,英敛之提倡的“大公”精神,被予以新的阐释,即“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北方第二份天主教大报亦创办于天津,即1915年10月16日由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益世报》创刊后一年,即遇法国殖民者强占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和《益世报》大量地报导了天津人民收回老西开的斗争。1918年雷鸣远被教会当局遣送回国以后,报纸一直由刘浚卿负责,从1915年至1934年,刘氏一直任总经理长达近20年。1919年,《益世报》以同情的态度报导了五四运动。旅欧期间的周恩来曾在《益世报》上发表连载的长篇旅欧报导达25万字之多。到1931年,《益世报》的发行量曾一度超过《大公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报派出特派员前往东北沦陷区采访报导,其不少报导被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为证据。该报还聘请罗隆基为主笔,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俨然成为北方武力抗日的舆论主导。1936年,该报曾一度被亲日派系控制,1937年6月,当时已回国的雷鸣远派人闯入报社、夺回报权,由留法学生生宝棠任总经理,到1937年9月天津沦陷前夕,生宝堂终被日寇暗杀。1938年8月,于斌主教在昆明将《益世报》复刊。1940年3月,它出版重庆版。战后又在天津,上海等地复刊。
1919年“5、4运动”爆发后,天津、北京、广州等地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响应,也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圣教杂志》《益世报》等教会报刊也发文推波助澜。上海震旦大学、中法学堂和徐汇公学等校的学生,还参加上海罢工、罢课、罢市斗争。
3)《磐石杂志》是北方天主教会的一份较重要刊物。它创办于1933年9月,杂志社和编辑部设在北平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并且由该支部的青年天主教知识分子担任编辑者,其创刊号上的关于该刊的宗旨及内容包括:
(1)以美化人生,促进社会改造为目的,故愿本着正确忠实态度,作真理及事实研究;
(2)内容——A)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教育、哲学、科学、文学各方面思想学说之撰作;B)重要书籍著作之介绍与译述;C)演讲杂论及其他。《磐石杂志》在1934年出版过“公教与爱国”专号,专门针对东北沦陷和伪满洲国而发,鲜明地表达了天主教教会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立场,于斌主教写了卷首语,陆徵祥则发表了《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四省事件》的长文。
4)1946年9月成立的上智编译馆是北方最重要的天主教出版机构,它的《上智编译馆馆刊》是专门针对社会精英的。近代中国地方性公教报刊还有很多,仅四川省就有《崇实报》(1904年)、《蜀铎》(1947年)、《崇真报》(1945年);西北地区有《凤翔教务月刊》(1947年)等。
4、1843年,英人W.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这是西学书刊印刷中心。1855年,墨海书馆翻译、刻印英人的《博物新编》,它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氢气球、降落伞和蒸汽机等物,这是国内较早宣传氢气球、降落伞等航空器物的书籍。李善兰(1811—1882)、华衡芳、徐寿等近代中国数学、天文与科技专家曾在墨海书馆学习、工作、做实验。
据统计,自1844年到1860年,墨海书馆出版了171种书刊,其中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和历史等自然与人文科学书籍有33种(《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等),占出版总数的19、3%。这些书刊有的在我国近代科学发展及传播中具有开创之功,颇有影响。如:1858年出版的小册子《重学浅说》(伟烈亚力口译,基督徒王韬笔译),是我国近代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专书;它涉及阿基米德、伽里略、惠更斯、托里拆利、牛顿和瓦特等科学家。1859年的《重学》(艾约瑟和李善兰翻译)则是近代中国首部较系统的西方力学著作;1859年的《代微积拾级》(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是传入我国的首部高等数学专著,具有开拓意义,系数、函数、级数、常数、变数、椭圆、微分与积分等中文术语均源于此;1853年的《光论》(艾约瑟、张福僖)是我国近代最早翻译的光学著作;1859年的《植物学》(韦廉臣、李善兰、艾约瑟)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专著,影响力较大,“植物学”“科”等学科中文专名来源于此。
5、1847年,美国传教士布郎从澳门将教徒容闳、黄宽、黄胜带到美国学习。1850年,容闳进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获得该校文学学士学位。他是第一个在美完成高等教育的中国男人,也是第一个男“海归者”。黄宽博士后是著名外科专家,曾任香港医院院长。容闳1854年回国后为我国近代发展贡献了许多金点子,做了有益之事。1863年,他以“兴建机器厂”是中国“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向两江总督曾国藩进言,于是就有了设在上海的“中华第一厂”江南制造局。这是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设施最新的军工企业,它引进、消化西方工业技术和管理方式,掀开了我国现代工业发展之首页。1868年,他又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兴办合资汽船公司等;1873年,我国近代最大的民用航轮公司(轮船招商局)诞生。容闳还先后建议在江南制造局附设了工艺学堂(兵工学堂),在湖北、上海兴办女学等。[7]
6、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与马相伯齐名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会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他与容闳等教会信徒,是第一批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系,重视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更是由利马窦开创的一大传统。然而自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天主教会与枪炮强权深度勾连,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甚至说,“在中国,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此外,教士们奉行向中国社会底层传教的新政,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
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信徒培养“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美方负责人奥图尔发表联合宣言,“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因此这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必须是“舍短取长,不使偏胜”。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7、传教士傅兰雅和我国化学的先驱者徐寿(1818—1884)等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先后翻译了各类书籍160本,涉及格致、化学、兵制、医学等20多个种类,为时人打开了学习西学的一扇大门,为我国近代科技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此傅兰雅、徐寿、徐建寅等编译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英汉科技词典,如:徐寿、傅兰雅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徐寿、徐建寅、傅兰雅的《汽机中西名目表》;赵元益、徐寿、傅兰雅译,徐华封校的《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等。
19世纪60年代始,徐寿与傅兰雅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合译了一些近代化学书籍,约13种,其中《化学槛原》影响最大,在化学元素译名及制定化学名词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与傅兰雅等人在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所科技人才的校——格致书院,并编辑出版我国最早的科技期刊《格致汇编》。格致书院办学的近40年里,既培育了一些科技人才、传播近代科技知识,还对我国开展近代科学教育起了很好的示范与促进作用。《格致汇编》也介绍、传播了许多近代科技知识等。[8]徐寿父子还首先译出近代化学名著,制订了化学元素的中文命名原则,促成了我国近代化学的系统性。引进分析化学和科学仪器及应用,促成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事物,改变了我国过去似是而非的描述方法,使化学走向实验化学的新局面,徐寿、徐建寅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作出了开创性、卓有成效的贡献,他们堪称中国近代科学之父、中国科学技术近代化的奠基人,这其中传教士的襄助及贡献不能忽视、回避或抹杀。
8、晚清时,上海、北京三所著名学校:
1)上海格致书院是晚清著名的书院,它是晚清传播西学,特别是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由于有基督徒、西学大师傅兰雅、王韬与新学领袖徐寿等人执教授业,格致书院成为晚清学风的领导者;又由于有自强运动领袖李鸿章等人鼎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格致书院成为当时有识之士展示学识与才华、表达“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论坛。因之,格致书院成为晚清最具影响的学术与时务研究机构。由于传教士等的工作,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晚清学者掌握部分科学内容;他们对对近代科学规范(对象、方法与体系)已有深刻认识,并由此发生智力兴趣转移。其智力兴趣由庞杂的博物学转向分科化、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为中国近代科学家的分化奠定了基础。
2)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首任监督、教务长美国人福开森是传教士,他曾是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院长。
3)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先委托天主教会莫里主教主持,“竟辞不受”,后来只得延请新教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
9、著名的变法者、思想家和政论家、教徒王韬(1828—1897)是第一份中国人独立掌管的报纸《循环日报》创办人。他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中国第一报人”,在《循环日报》担任总主笔的十余年间,写下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借助报纸这一载体,开创了中国报人“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撰文介绍英国的火车,电报局,洒水车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来水、煤气等公用设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他与传教士一起翻译科学书籍十余年,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上开创了数个第一:《西国天学源流》,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光学图说》,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科普读物。他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
10、徐家汇是上海近代教育科学文化中心和西方科学文化及传播的高地,是“上海的拉丁区”。1846年,天主教耶稣会启动、开展“徐家汇科学文化事业”,旨在建立天主教上海教区文化科学中心。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天文台、气象台、地磁(地球物理)研究机构、最早的大学(1903年成立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内地最早的新式教育学校(1850年创办徐汇公学)、最集中的艺术(油画、水彩画、国画、雕刻、雕塑、彩色玻璃、铸铁工艺等)培训和制造机构等,在徐家汇诞生了。
1864年成立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源于传教士薛孔昭于1855年创建的青浦孤儿院,它注重工艺及学习,先后设有木工、皮匠、白铁、铜匠、风琴、图画、照相、印刷、雕塑、雕刻与彩色玻璃等车间,它既是近代产业形态的机械工场,又是我国最早的职业学校。它创作的文化产品颇受好评、深得人们喜欢,有些已被列位文化遗产。
1869年,土山湾印书馆开办,它源于董家渡天主教印刷所;1874年它引进铅活字和自铸铅字,1875年引进珂罗版,购入圆盘机、铁机等印刷机器;1876年,传教士翁毅阁等将石印设备与技术引进该馆,因此土山湾印书馆是我国最早使用石版印刷的机构。1900年,它又添置照相铜锌板设备等。
1864年,土山湾画馆正式成立,它源于设在董家渡的传教士范廷佐的个人画室。在传教士郎怀仁的支持下,该馆招收中国学生,向其传授素描、雕塑等技艺。它的掌门人还有中国教徒陆伯、刘必振等。
徐家汇藏书楼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图书馆,其藏书有:1591年科隆版《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徐光启、李善兰等中文版《几何原本》母本)、1606年版《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李之藻等中文版《名理探》母本,此乃西方逻辑学著作)1655年版《中国新舆图》、1668年版《仪象图》(天文学书)、1697年版莱布尼斯的《中国近事》、1815年版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以及《中国丛报》《北华捷报》《子林西报》等。
1868年,传教士韩伯禄建立徐家汇博物馆,这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馆,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1931年,徐家汇博物馆搬迁到震旦大学,组建为对外开放的震旦博物馆。
结 语
长期以来,文化的贬损性和宣传使国人“天生”地对基督宗教嫌、厌、贬、斥,基督宗教积极作用与贡献一直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基督宗教的历史被模糊、湮灭,改变了模样。我们不能做现代的义和团,粗暴对待基督宗教。研究基督宗教史应坚持不"加"不"减",研究不能“写意”,应当“写实”,无偏颇的记述。了解、认识基督宗教及作用,不能仅知道“布鲁诺事件”、“伽里略事件”等小概率事件,它不是基督宗教的唯一标志、更非主流。
更多地了解基督宗教,认识它的价值、正面作用与积极影响大有必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视基督宗教为反动、落后的思维、认识和集体偏见与一贯被灌输的理解,不能再延续;历史研究不能自骗自炫,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还原被修改的历史,让常识在人间凯旋是当下的要任。
基于由一滴水、一粒沙里看世界和历史具有连续性、相依性的思路,翻检、寻找历史细节,研究、分析这些细节是研究基督宗教历史的方法。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需要非政治性、非意识形态的思考、研究基督宗教问题,认可基督宗教事业及魅力及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基督宗教及成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先锋与主力,是我国近代发展的资源与动力,要由非主流、非共识成为一个常识。追本溯源,我国近代的发展很多东西源于基督宗教,近代发展的内容有些是基督宗教的直接产物,有些则受到了基督宗教之影响;我国近现代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西方进步元素,大多是由基督宗教带来与传播的。
参考文献
[1]李文林,数学的进化,科学出版社,2006
[2]李向平,从“精神鸦片”到“社会资本”,现代人文:中国思想 中国学术[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改革开放与学术发展:重建、创新、贡献[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