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广的中庸之道
胡广才华出众,个性鲜明,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总结其一生,我们可以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和为官之道概括成三个方面:一是奉行中庸之道;二是依附权贵;三是明哲保身。
东汉中后期是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汉家江山岌岌可危的时期。自汉和帝开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官僚士大夫也结成政治集团,成为另一种政治力量。身为士大夫阶层一员的胡广既不想触犯本集团的利益,更不敢得罪外戚和宦官,因而奉行中庸之道,他与名士交友,与宦官家族通婚,对外戚毕恭毕敬,使三种政治势力都没有把他视为对手,从而避免使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
胡广还不失时机地依附权贵。史书称他“常逊言恭色取媚于时”,为了讨好宦官,他在当太尉时罢黜了讨贼有功但“为宦官所恶”的中郎将滕抚;为了取悦大将军梁冀,他媚态毕露,对梁冀歌功颂德,竟说骄横跋扈、毒死皇帝的梁冀勋德可比周公。通过依附权贵,胡广虽屡次被罢免,但很快又官复原职。
胡广身居高位,屡次经历政治大地震,他能避过风浪,靠的是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因东汉的创始人光武帝刘秀改革政制,抑制强臣,号称“上公”的太傅和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有职无权,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权力在皇帝直接掌握的尚书台。
但“上公”和“三公”无实权却有责任,国家治理不好,他们要负责,国家出现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也被谴责罢免,所以东汉末年罢免“三公”是家常便饭。如果太傅或“三公”遇事强出头,更是凶多吉少。名儒杨震任太尉时因得罪外戚和宦官被迫自杀,名士李固和杜乔也因与外戚和宦官斗争死于狱中。胡广不愿当官场斗争的牺牲品,所以每逢关键时刻都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从而避免了政治风险。“三公”一个接一个倒下了,他却依然屹立不倒,成为官场上的常青树。
儒家的中庸之道
有人说胡广奉行的中庸之道源于儒家思想,堪称中庸哲学运用之楷模。其实,儒家的中庸哲学和胡广的中庸之道虽有一定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
“中庸”一词在儒家学说最早出现在《论语》中。《论语·雍也篇》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说:“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了!大家缺乏它已经很久了。”)由此可见,中庸是孔子提倡的最高道德标准,“中”的意思为折中,无过,也无不及,“庸”的意思是平常。按字面理解,“中庸”就是折中和平常。后代儒家又根据这两个字作了一篇题为《中庸》的文章,西汉人戴圣将它收入《礼记》,南宋人朱熹又将它收入《四书》。
按照后代儒家的解释,“中庸”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天性与人性的合一,是理性与情感的合一,是知与行的合一,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品德的理想人格。人们必须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才有可能达到“中庸”的境界。
胡广无忠直之风,谈不上“诚”,见死不救,谈不上“善”,排挤不交权势的官员,谈不上“仁”,逊言恭色取媚于时更谈不上“道”和“德”。他的所谓中庸之道,是走中间路线,“和稀泥”回避矛盾。尽管他调和各种矛盾,尽量保持士大夫、外戚、宦官三方势力的平衡,但往往无济于事,无益于时。他的中庸之道并没有使国家长治久安,只保住了自己的高官厚禄。所以,胡广的“中庸”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根本不是一回事,胡广的“中庸”只不过是一种折中调和的处事态度而已。
历史对胡广的评价
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胡广历事六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可谓六朝元老。在最高职位的“上公”和“三公”位上,他一次作司空、两次作司徒、三次作太尉,近80岁时进位太傅。他的死也极尽哀荣,汉灵帝下诏命五官中郎将持节奉册,赠以太傅安乐乡侯印绶,赐葬洛阳原陵光武帝墓地,谥号“文恭”。下葬时公卿、大夫等数百人亲自前来,朝廷为空。《后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盛况:“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东汉大文豪蔡邕是胡广的学生,他对老师的评价不免有溢美之词,他说:“自汉兴以来,鼎臣元辅,耆耋老成,勋被万方,与国始终,未有若公者焉。”
对胡广这个典型的官场不倒翁,历史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后汉书·胡广传》对胡广的评价是:“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
《资治通鉴》的评价是:“广周流四公,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极优,罢免未尝满岁,辄复升进。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把胡广的长处和缺点都指出来,可谓不偏不倚,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