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一生中曾两次造访曲阜,都是因为孔子。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26岁毛泽东游览了孔林,拜谒了孔子墓。他曾如此回忆这段经历:“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孔子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以及圣人儿时生活过的小镇。我还看到了有历史意义的孔庙和庙内那棵著名的树,相传是孔子亲手所植”。另一次是1952年,在视察黄河中下游的过程中,特意花了半天来到曲阜参观孔庙和孔府。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说毛泽东对孔子怀有什么特殊的敬意。52年这次视察,既未留下题词,也没有说过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所以这次造访很大程度上恐怕只是因为孔子是个名人,自己少年时期曾受过孔子的影响。然而,领袖曾经造访曲阜却让一些对孔学怀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有了联想——“传统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必然会对主席有所影响”“五四运动前夕,毛主席来曲阜进行革命的秘密活动……”“毛主席注视孔子墓,推翻三座大山的宏图大略在胸中酝酿成熟了。”
这种想法无疑是幼稚的,反不如列文森看得真切,他留意到1955年,毛泽东就为一份来自曲阜的农业合作社的报告写下了这段按语:“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孔夫子)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合作社来了。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但列文森仍然认为这种对孔子的谴责是温和的,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树立了科学的精神,儒学这种古董是没有办法挑战科学的。毛泽东会批评当下的儒学分子,但不会把矛头对准古人。
列文森猜对了前一半,但没有猜中后一半,仅仅在他的作品在美国1965年出版1年之后,曲阜就发生了让他难以想象的破坏性场面。而中国的“儒学分子”,却连前一半也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孔子讨论会:支持孔子的人占据多数,就是不谈阶级斗争
经历了反右、拔白旗等运动,仍然有小部分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随着61、62年政治空气相对缓和,孔子研究逐渐开始变热。61年,许多地方组织了地方性的孔子讨论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于是,1962年11月,全国众多著名史学家哲学家相聚济南,开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孔子研究会。
根据冯友兰的说法,当时对孔子的评价,可分为四派:㈠孔子全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㈡孔子全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㈢有新的一面,但不是主要的,维护旧制度的一面是主要的㈣新的一面是主要的,维护旧制度的一面不是主要的。在这四派之中,以第四派人数最多,冯友兰即属于这一派;人数次多的是第二派,可说是挺孔派;再次是第三派,如任继愈等;而以第一派反孔派的人数最少,仅有关锋、林聿时、杨荣国等几人。
但在此次讨论会前不久,毛泽东才刚刚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学者们不会不知道应该将松下不久的弦又重新拉紧,但在会议上,大部分学者都拒绝讲“阶级斗争”,而是大讲孔子有多伟大——
“孔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统一中国民族文化的重心。‘至圣先师’的称号不但长期存在与祀典的牌位之上,也长期存在与人们的心中和口中。”——金景芳
“我以为孔夫子的世界观不但是唯物主义,似乎还有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味儿,这味儿简直好像一条红线似的贯穿在孔夫子一生言论之中。”“把古代的历史事实样样都纠缠到阶级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通的。”——刘节
“孔子实为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语。”——朱谦之
学者们畅所欲言,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不料却引来了一个专门找茬的“打手”,此人便是数年之后在文革初期出尽风头的“戚、关、王”中的关锋。
关锋:必须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批判孔子
在反右斗争中,关锋以几篇批判文章出了名,与姚文元、王力一起,成了“左派新秀”。这次参加孔子讨论会是有备而来的。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关锋把所有会议论文都要到手,组织助手从里面寻章摘句地找“黑材料”、“反动观点”、“黑话”。几个人连夜写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会主持人改变议程,安排他们中的两个发言。
关锋的观点十分明确:一个人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是没有的。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学说不能当作超阶级的、永恒的,无批判地加以继承,把孔子现代化。”;无论孔子学说在历史上发挥过多大的作用,但总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对他的继承必须是批判的,而不是“整理”、“充实”和“提高”;那些试图“古为今用”,把孔子思想作现代解释的,都是“含沙射影”、“右派言论”、“借古人之口攻击社会主义”等等。
山东省副省长余修:不习惯用阶级斗争法分析也没什么了不起
关锋极力把“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加到各位学者头上,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也吓到了一些人。但更多的人还是对关锋表示了不屑。会议主持人甚至提前叫停关锋的演说以示心中不满。
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在闭幕式上致辞时也针对关锋:“在如何研究孔子问题的方法上……尽管有些同志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不够纯熟,甚至有个别人不习惯运用这一方法,我看在研究孔子问题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余修还表示,希望各位专家能在这次会议基础上再埋头苦干三五年,下一次孔子讨论会上会让大家有更多收获。
然而,从这次讨论会结束起,便再也没有正常讨论的空气。关锋将自己在讨论会上的讲稿在北京发表出来,一些被他点名的学者教授当即收到了批判。
但谁也没有料到,谁也没有心理准备,到了66、67年。这次孔子讨论会竟然成了“牛鬼蛇神发了狂的大黑会”。许多此次会议参与者受到了严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