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说:“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智慧的宝库。”他就是靠读书成为大学者的,“藏书已经发展到填满了几间房子”。沈从文先生也爱读书,收藏图书也十分可观。沈先生与季先生不同的是,季先生收藏图书只供自己看,不外借;而沈先生却乐于借给别人阅读和使用。因为常有人借阅,沈先生在每本书前都写上“此书可借,使用后盼能见还,望莫冻结在私人手中,便于供大家使用。”“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无多。无奈,沈先生只好书生气十足地向借书者索要,有时甚至自己掏腰包出钱作为回报。1977年,沈先生致函姚雪垠索书之举,就是一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沈从文主持《大公报》副刊时,姚雪垠经常向该报投稿,二人便有文字之交。1973年春,正在创作《李自成》的姚雪垠,曾致函好友徐盈,谈到历史小说创作的细节考证问题,拟欲向沈从文请益。同是沈从文好友的徐盈,将此意转达给沈从文。
沈从文虽未得到姚雪垠的信函,还是热情真诚地给姚雪垠写一长信,并提供大量珍贵资料,其中就包括东北博影印旧图《满洲实录》四大册。此图册写清兵入关作战各个重要战役场面,画面虽比较简单,但图像情景还是极重要,比较接近明末战况。
姚雪垠移居北京两年后的1977年5月16日,沈从文又给姚雪垠一信。信中告诉姚,他欲借用的图书,朋友们已还回来了,“兄若还要看看,盼来示告一时间,弟即可在指定时间内去东堂子胡同工作室相候”。信的另一内容,是向姚索书。“出版社上次退还的《满洲实录》一函,内中缺少一册,盼能为问下落。”为了收回此书甚至提出“弟出一点钱,给出版社保管这份材料的人,作为找回报酬”。又再次强调“主要还是便于以后别的朋友借用,因弟的所有图书,多从大家便利着想,从来不作个人私有物”。
姚雪垠忙于《李自成》创作,未亲自归所借之书。但沈从文对此毫无怨艾,且一如既往地主动借书给姚雪垠。既表现出沈先生真诚待友,也证明他藏书“供大家使用”非凌空蹈虚。沈先生的弟子汪曾祺,在评价沈从文与友人关系时说,“他们的友谊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流露出对沈从文真性情、真人格的崇敬之情。
沈从文藏书供“熟人大家使用”,体现他宽厚、仁和、无私的话,那花自己的钱,索回自己借出去的图书,则是一种做人的境界。沈从文尊“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周易·中孚》)之训,与人共享书的价值其影响远超过一介书生的善举,而具有一种书生意气,一种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