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暗讽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
杨绛引用的“打猫要看主妇面”,出自钱钟书的短篇小说《猫》,作于抗战时期,1946年面世。女主角李太太是一位喜欢在家里办沙龙、接受各种知识分子奉承讨好的美丽女子,她有个“最驯良,最不碍事”的丈夫,是一位留学归来的学者。虽然钱钟书在序中说“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但读者还是能一眼看出原型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有人说,《猫》是《围城》的前奏。但《猫》比《围城》更加犀利,大部分内容是真人真事,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钱钟书的妙笔辛辣嘲讽一番。
比如他写到陆伯麟,影射的是周作人:“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写到说话软绵绵的曹世昌,影射的是沈从文:“虽然名满文坛,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
写到袁友春,影射林语堂:“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
《围城》拿曹禺“开涮”
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并称清华外文系三杰。曹禺为人谦虚谨慎,无论在学生时代还是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时,提起钱钟书,言辞都饱含敬佩之情,说他是大学问家,“比起来,我写写剧本,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他真是了不起。”
钱钟书对这位同窗却毫不客气,写《围城》的时候还不忘拿他开玩笑。《围城》中有个情节,三闾大学的“女生指导”范小姐与主人公之一赵辛楣相亲时,为卖弄风雅,问赵辛楣是否喜爱曹禺,赵却从未听说过,范小姐“大为惊骇”,暗自鄙夷。
赵辛楣是留洋归来的大学教授,知识渊博,钱钟书偏爱的角色;而范小姐被钱钟书写的滑稽无知,是地道的“丑角儿”。钱钟书在此暗讽,曹禺剧本只配范小姐那样的人喜欢,真正有眼光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一顾的。
钱钟书的好友、历史学家向达说:“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这应该就是钱钟书犀利嘲讽时人、却没有留下“恶名”的原因,无论当面背后,他都一样直言。杨绛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对女儿“痴情”专一
钱钟书和杨绛一生只有一个女儿钱瑗,小名阿圆。钱钟书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女儿还要顽皮。钱瑗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有一次,钱瑗大热天露着肚皮熟睡,钱钟书就给她肚皮上画个大脸,被杨绛一顿训斥,不敢再画。每天临睡他还要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钟书百玩不厌。
除了逗女儿玩,钱钟书也教女儿英文单词,见有潜力可挖,还教了些法语、德语单词,大多是带有屁、屎的粗话。有朋友来时,钱钟书就要女儿去卖弄。“我就八哥学舌那样回答,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塌鼻子都翘起来了。”钱瑗在书中写到。
钱钟书写《围城》时,对女儿说里面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钱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后来他写《百合心》里,又说里面有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这时钱瑗稍微长大些,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杨绛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1997年,钱瑗因肺癌扩散去世,她走在了钱钟书的前面。杨绛花了十天时间,将钱瑗的病情和死讯慢慢渗透给钱钟书。
杨绛写到:“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参考资料: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杨绛《我们仨》《记钱钟书与<围城>》,钱瑗《爸爸逗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