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变法。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有个大臣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要扳倒王安石。而此时的神宗皇帝急于变法图强,就罢免了那个大臣的官职。王安石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司马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讲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已发展到非变革无以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非常坚定,丝毫不为司马光所动。神宗皇帝也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1070年,并不怎么热衷于政治的司马光一心想着他的历史巨著,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主动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请,允许他离开京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让他去西安任职。第二年,他又申请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这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许后,将书局搬到了洛阳,同时让范祖禹、刘攽等人做他的助手。司马光还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独乐园”,从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写史书。
官场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不愿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呢?谁不愿意整天围在皇帝身边俯视天下呢?谁不愿意待在京城尽享荣华富贵呢?而司马光却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不问政治,安心著书,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与王安石成了政敌,是决不会做出以上事情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司马光把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幌子,实质上是想完成他的历史著作。他骗了神宗皇帝,也骗了后人。一方面,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保留个一官半职,就能按时领到俸禄,有了俸禄,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司马光一举两得,何等的聪明?
《资治通鉴》的书名是神宗皇帝给定的。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故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资治通鉴》是一部浩大的编年体巨著,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它博采众长,题材广泛,特别是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既不愧为一部史书典范,又不失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
司马光为此书耗费了近30年的心血,完成此书时他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而司马光可以说是用毕生的精力去编修史书,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对政治的淡泊。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
《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也随之破产。神宗死后,年仅8岁的太子赵熙继位,即宋哲宗。由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为了将反对变法进行到底,他执政后数月间便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然而,此时的司马光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这是他几十年编修《资治通鉴》积劳成疾造成的。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说明他实在太劳累了。《资治通鉴》从发几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让他人代笔,可见他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
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纵观他的一生,志在编修史书,并倾注了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编修史书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显得平淡了。能给后人留下记忆的就是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透过事情的表面现象去看司马光的内心世界,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种假象,是一场骗局。而正是由于这场骗局,成就了司马光,使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治通鉴》。假如司马光终身混在官场,是否能编撰出《资治通鉴》,那就很难说了。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假象也好,是骗局也罢,我们不但不能责备司马光,反而应该感谢司马光。感谢他用他的聪明和智慧给我们留下了《资治通鉴》。
(史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