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确实比较诡异。从历史记载上看,李自成的部队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了疫区,发生了大疫,但是确实没有李自成部队本身受感染的记录。”
关于战争与疾病的因果关系,曹树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写过一篇论文,讲述太平天国战争时,霍乱的流行怎样对这场战争发生影响。
在同治元年七月,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到了决战时刻。清军一方,曾国藩的部队本来已经形势大好,满以为可以一举拿下南京。不想,一场凶猛霍乱使得“士卒十丧四五”,死去的人数以万计,有时军中病人连侍候服药的人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正是太平天国一方大举反攻的好时候。可是,霍乱同样也袭击了他们的军营,使得他们也无力进攻。这样,战争进入了僵持。本来预计马上会结束的战争,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说。
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响战争的事例。而李玉尚的论文和结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曾国藩的书信。
在以往,人们只关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在正史中,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疫病记载不但少而且相当模糊。曹树基说,他做这段研究时,看了大量地方志,而邱仲麟的研究,大量历史资料是来自明人的笔记。
如果我们仔细去对应战争的轨迹与疾病的轨迹,仍会发现许多对不上的地方。或许,疾病流行本身的规律我们还没有悟透;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记录者也好,后世的阅读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换代的大事变所遮蔽,已经无暇关注到在翻天覆地的狂飙之中,那藏在人间角落里的小小老鼠。
人与鼠:战争与和平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鼠疫最初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末的几场大鼠疫,都是从山西开始的?曹树基开始注意到,自明清以来,山西长城口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有大量的汉人迁入,大片原来的牧场被开垦成农田,这里的生态环境变了。
历史记载,大批汉人进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间(1533-1534),大同边卫发生变乱,许多汉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他们还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那里耕田。也有记载说蒙古俺答也从内地虏掠汉人过去,从事农活。
本来在草原上生活着大量的老鼠。它们中也会有携带鼠疫杆菌的病鼠,“但是只要带菌老鼠的种群小到不足以传染流行,就没关系。在草原上一般就是这个情况。”曹树基说。但是,如果大量的人过去,改变了这种关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就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发生旱灾的情况下。
据鼠类专家的研究,一旦发生旱灾,老鼠会到处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窜到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而因为它们吃不饱,会导致体质变弱,这时它们身上带的跳蚤会格外多,干旱使鼠洞内温度相对升高,又促进了鼠疫杆菌在跳蚤体内的繁殖。
这时的老鼠对人就相当危险了。可是恰恰这时,人们——受了旱灾的饥民们,偏偏要到处找老鼠。他们需要刨鼠洞里的粮食充饥。可以想见,这时人们带回家的,不仅仅是老鼠们存下的粮食,更有老鼠们身上的跳蚤、和跳蚤们所带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历史记录,关于灾荒特别是旱灾的记录触目惊心: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1644年,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而据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