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汉,一个生命定格于27岁的台湾青年,在《寻找祖国三千里》出版前,只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数字中的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半个世纪前,他曾经只身跋涉千里,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摆在台北诚品书店的显著位置,去年出版的《寻找祖国三千里》,还承载着另一段追寻故事——台湾作家蓝博洲用十几年时间,寻访所有能找到的当事人,一点点收集资料,终于拼构出台湾早期共产党人吴思汉的传奇一生。
祖国啊,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1944年4月5日,日本京都。还不到20岁的吴思汉,穿着干净的学生装,踏上开往下关的火车,准备从下关换乘渡轮赴釜山。望着窗外的风景,他想,此行如能成功,那么,身为一个台湾青年的他,就能实际投入祖国抗战建国的队伍了。想到这里,心胸立刻被一种莫名的感动充塞,眼泪于是就不可控制地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寻找祖国三千里》沿循了蓝博洲一贯克制平静的文风,在他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吴思汉的一生徐徐展开——原名吴调和的吴思汉,台南白河人,从台湾跨级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医学。忙于经商的父亲为长子备感骄傲,却不知道他因为不满日本殖民统治,早就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
入学不到一年,吴思汉就毅然放弃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业,实施自己的回国计划。他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地,大半年后,终于抵达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李纯青,回忆抵重庆时的吴思汉:“他衣衫好几处窟窿,露出黝黑的肌肤。”尽管如此,“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风度倜傥,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明察事理。”
李纯青听吴思汉讲述一路经历:去山海关的途中,被日籍检查员查扣,没收了作为旅费的药品;因为经济困窘,被迫在天津找了一份工作暂时糊口;找不到去重庆的路,苦闷中,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河南,饥寒交迫时卖掉大衣;终于进入抗战区,却被当作日本间谍监禁起来……这个说着生硬普通话的台湾青年,一会儿被日本人追查,一会儿被同胞怀疑,“一关比一关难越,其曲折惊险,有如希腊神话英雄尤里西斯还乡记。”李纯青因而感叹:“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
很快,抗战胜利,吴思汉也回到光复后的台湾,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如果故事在此时画上句点,纵使千辛万苦,也是圆满结局。然而,生长在1949年前后,一个热血青年注定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平凡幸福。1950年11月28日,吴思汉作为“匪党支部书记”被台湾当局“明正典刑”。在台北马场町,这位曾经奔到鸭绿江边激动呼唤“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的青年,身中三弹,倒在5年前刚从日本统治下回归祖国的台湾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