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奕訢一人,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虑”。名士李慈铭也认为:“窃谓夷以数万里外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但他们竟“往返请期,惟和是议”,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与前相比,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訢,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清中央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奕訢于1861年初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计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1861年1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标志新国策的正式施行,反映出清中央政府重新冷静审视国内外矛盾后摒除了“感情用事”、其对外基本国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维护清政府统治来看,《统计全局折》战略分析确实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反而借“狄夷”之力镇压了太平军,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段历史再次说明,能否因时而变、冷静客观地制定“国际战略”对任何政权都生死攸关。
本文摘自《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作者:雷颐,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