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1972年初分配到中华书局之前,无缘认识周振甫先生,但有幸读过他的《诗词例话》。所以,在中华书局初见周先生,即有一种心仪久矣的激动,只是他埋头于“二十四史”的校点,接触机会并不多。
当其时,领导分派徐调孚先生、方南生同志和我一起标点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徐老自是整理古籍的行家里手,可他远在四川江油,只分工标点《全集》的散文部分,不及对全书标点作统筹安排。我和方南生则属于门外汉,特别是我,第一次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所以做起来颇感茫然。在标点了几卷之后,我分别呈送给了张政烺先生、启功先生和周振甫先生,请求指正。周先生在我提出的问题的旁边,用小字圆珠笔,密密麻麻几乎写满了整纸。凡我所不明白的问题,都给予充分的解释;凡标点上的错误,也都一一指出,还特别写明标点工作应注意的要点,给我以极大的启发。我也像吃出甜头似的,标点完一卷,就直接送周先生审定,前后不下十卷之多,直至“评法批儒”运动开始,《全集》标点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为止。
后来我获知,周先生原来和徐调孚先生是儿女亲家,周先生对我的尽心帮助,又何尝不是代至亲履行辅导后学的义务。由此,周先生也就成了对我施行古籍整理教育的启蒙老师。
原属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周先生结束了“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之后,正式调到了中华书局,参加的又是文学编辑室的工作,使我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向他请教。
一次,我在修订拙作《关汉卿戏剧人物论》时,碰到如何对待宋代妇女守节的问题,我认为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虽提出“饿死事极小,灾节事极大”的命题,但似乎只在贻害后世,于当时并无太大影响,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大在意,并举例程颐本人因其姐之女新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的故事,此外不知还有什么可以佐证的资料。我向周先生请教,周先生说这问题很有意思,但自己对宋代资料不熟,容待考虑一下。不几天,先生交我一信,信上还剪贴了一块信笺,告诉我这是钱锺书先生给我的回答。我仔细阅读,发现这是钱先生给周先生回信的一部分,只有用钢笔写的几行字,意思是自干校回来,书徒四壁,无从查考,黄克同志所询,不妨查查下列几种笔记,定有收获。下面写出四种宋人笔记名。我逐一翻找,最终查到了相关的掌故。
(二)
1983年夏,我调到总编室工作。有人提出,周振甫先生已经60多岁了,从事编辑工作已有五十年之久,可否为之庆祝一下。这个建议不仅书局领导认可,出版局的领导也很支持,并决定庆祝会在出版局礼堂举行。
周先生知道我在操办此事,曾找过我,说自己没做什么贡献,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我也十分诚恳地说,这是领导的决定,不只是您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编辑同仁的骄傲,您数十年如一日为人作嫁,甘心于默默无闻的编辑事业,本身就彰显着您的成就,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庆祝会上,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与会的三位专家。一位是叶至善先生,他代表圣陶老人大谈开明书店和开明人的工作精神,而周先生就是开明人的杰出代表。一位是启功先生,他极其诙谐地谈及共事校点“二十四史”,周先生的任劳任怨让他钦佩,不禁要“口窦大开”地说一说。还有一位就是钱锺书先生,他忆及解放前在开明书店出版《谈艺录》,责任编辑:www.zgn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