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有点尴尬
南山近了,田园荒了,菊花黄了,酒壶空了。
51岁的陶渊明活得十分狼狈,生过一次疟疾,差点要了他的命。看看家里十几间房子被一把火烧光了,剩下几亩田没钱雇人耕种,田里的草长得没膝深了。更要命的是没有酒喝,对于嗜酒成癖的他来说简直就是活受罪。有一年重阳节,酒壶干得冒烟,陶渊明心中苦闷,就一个人坐在宅边的菊花丛中黯然神伤。正在这时,时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派人送来一坛酒,陶渊明喜出望外,抱起酒坛就开怀畅饮,顾不得文人体面了,当场就喝得酩酊大醉,被人扶回家里,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醒过来。
酒壶常干,米缸常空,一个在当时就颇有文名的文人活得有点尴尬,乃至“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亲朋故友是瞧着他可怜,赏他一点酒喝,喝醉了就默默退出去,人家丝毫没有挽留的意思。这一时期,陶诗里是一点没有当初辞官时那种归园田居的愉悦心情的。实际上,陶渊明未能完全超凡脱俗,徘徊于“仕”与“隐”、“进”与“退”之间的知识分子,所谓“归隐”大多是嘴上说说而已。
陶渊明并非不想出去做官,“学而优则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他29岁那年第一次出去求官做,晚是晚了点,但毕竟做过江州的祭酒,掌管教化的官;35岁时做过佐吏,相当于高级管理人才;人到中年又在江州刺史那儿做过参军;最后一任是做了80天的彭泽县令。官虽然都不大,但毕竟纳入“公务员系列”,吃皇粮是不愁的。那么,这位“五柳先生”何苦会几番折腾,把自己弄到一文不名的尴尬境地?
这就要从陶渊明的身世和志趣说起了。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家僮千余,珍宝奇货富于天府”,是陶家的鼎盛时期。祖父陶茂和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家底原是不薄的。但到陶渊明8岁时,父亲突然病死,从此家道中落,加上自己婚后不久,丧妻续弦,老婆给他生了5个孩子,家庭负担越来越重。无论从家境还是自己的志向看,陶渊明也不是想着“归隐”而是赶快出去谋个一官半职。所以他在《饮酒》中说“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是大可怀疑的,那意思是说,我陶渊明到了而立之年,竟然要忍受屈辱出去做官,那是多么羞耻的事啊!事实上,几次出去求官并非是迫不得已,而是津津乐道。甚至人到中年,还跑到京口刘裕处做了一个参军,心情之兴奋溢于言表:“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
陶渊明在这里把自己的心思和盘托出了,却原来辞去彭泽县令乃是嫌官太小,受人欺负,既无“名车”,更无“名骥”,仅仅为5斗米折腰,是没啥意思,于是就解下印绶,慨然回乡了,这时的心情与李白“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傲气颇为相似。老家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足够维持简单生活了。但“归隐”的尴尬依然,他不能像真隐士那样完全不问山外事,而是借酒、借事来评论时世,曲折地表达自己对东晋士族的不满。
陶渊明一生数度出仕,数度归隐,在“仕”与“隐”之间苦苦挣扎,凸现出内在性格矛盾和人生选择的彷徨,最终是完全绝望,作《感士不遇赋》与官场彻底决裂。他的“归隐”的尴尬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尴尬,读书求仕的路踩断了,发几句“归隐”的感叹一是自我安慰,二是像姜太公垂钓渭水的目的是期待出山。所以。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七》)因为那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真实的陶渊明,一个浑身酒气性格多重且可爱的陶渊明。 (孙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