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的教育新潮
民国成立后,一批仁人志士鼓吹“新民”,即“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当时号称中华四万万人,但接受教育的不足千分之二。教育,成了民国开国的大事。个人职业选择的变化,体现在立志献身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民国成立后的首任教育部长是蔡元培,他力主教育普及,引得各地新式学堂纷起如雨后春笋,给新式知识分子提供了舞台。
1911年的鲁迅在绍兴感受了革命光复的历程,民国成立,他受蔡元培邀请到教育部视事。1912年2月,鲁迅来到南京出任教育部部员。民国成立,百废待兴,教育尤其如此。在南京的几个月,鲁迅的工作非常繁忙。3月22日,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部北上,一直工作到1926年8月。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原本他或许像父亲一样经商,以求生活富足,或者做个小官光宗耀祖,但民国新生,他选择了进新式学堂当孩子王。从那时起,叶圣陶历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
与其经历相似的还有钱穆。1911年,钱穆在南京一所私立中学读书,武昌一声炮响让学校关了门,钱穆避难回到无锡乡下。不久,民国成立,钱穆觉得培育人才、培育合格公民最重要,于是在无锡乡下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一口气做了10年乡村小学教师、8年中学教师,又去北大、清华教书。
湖南的毛泽东,武昌起义后,曾当兵半年,后来觉得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家,更需要的是建设,建设更需要的是人才,为此他弃武从文,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准备将来当个乡村教师。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上海同日诞生了一家新式出版机构——与民国同名的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早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时,就敏感地意识到,革命必将成功,而一旦政体改变,旧日商务所印教科书必因封面飘扬晚清大龙国旗而不被新政权所容,于是,他立即着手夜以继日地编辑体现共和精神的教科书。在此期间,汉阳失守,一旦革命失败,私编新式教材的事泄露,是要掉脑袋的。但他坚定不移。1912年1月19日,民国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陆费逵赶制出来的、封面飘扬着标志“五族共和、民主平等”精神的民国五色国旗的初小教材5种40册、教授书(即教师用书)3种24册,高小教材8种33册、教授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27种50册,立即占领了民国元年的新式学堂教科书市场。陆费逵绝非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表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下: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
上海《时报》1912年3月5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叫《新陈代谢》,十分形象地概述了民国元年多种领域的新气象,其云:总统兴,皇帝灭;新内阁兴,旧内阁灭;新官制兴,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拜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现代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在南京翻开了崭新的第一页。(马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