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嵩其人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人,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 (1536),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②,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任内阁首辅。从此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任内阁首辅长达十五年。
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严嵩已到耄耋之年,年老智衰。后严妻去世,严世藩要守孝,不便为父代拟,严嵩所拟多不称旨,所进青词多为他人代写,不能工。由此逐渐失去了皇帝的欢心。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在徐阶的策划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令严嵩致仕还乡。六月初,八十三岁高龄的严嵩步履蹒跚泪满衣襟地告别了同僚,由北京经运河南下,两个月后回到了老家分宜。
徐阶在严嵩致仕后,坐上了首辅位子,恐其东山再起,遂彻底除掉严嵩父子,以绝后患。于是,徐篡改了法司对严世藩的狱词,捏造了他聚众谋反、通倭通虏等罪状。皇帝看到狱词后震惊万分,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之罪判处严世藩死刑;以“畏子欺君,大负恩眷”之名,将严嵩及其几个孙子削职为民;并抄没严嵩的所有家产。严嵩已经八十五岁了。家产被抄没后,无容身之所,在分宜故里,由孙儿严鸿陪伴着寄宿于介桥村东的一座关公庙里。儿子处斩,孙子充军,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如何能承受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一年后,严嵩凄凉地离开了人世,时年八十七岁。
四、严嵩之子严世藩
严世藩(1513-1565),号东楼,生于正德八年(1513),据说严世藩的长相和他爹是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稀疏,皮肤白净,声音又大又尖,而这严世藩却是脑袋大脖子粗,还是个独眼龙。严世藩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丈着严老爷子在朝廷里的地位,混进了当时国立大学的国子监读书。国子监毕业以后,就被老严安排到了工部(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当了个五品“左侍郎”。严世藩最擅长就是揣摩嘉靖皇帝的心思。这嘉靖皇帝信奉道教,时不时地在批答里边加些个道家术语,严嵩见了这种奇特的批语,不知其意,于是递给严世藩看。严世藩对于其中的真谛,那叫一猜一准,简直就是嘉靖皇帝肚子里的蛔虫。小严就教他的老子怎样怎样地去做。果然老严得到了嘉靖皇帝的专宠。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再任首辅时已年近七旬,年迈体衰,精神倦怠,还要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已无精力处理政务。遇事需要裁决,多依靠其子。他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甚至私下让世藩直接入值,代其票拟(票拟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后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审定,是阁臣权力的重要体现)。世藩的票拟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世宗的嘉奖。严嵩干脆就将政务都交给其子,世藩一时“权倾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严母去世,按说应该回老家守孝,但是老严的工作离不开小严,于是在嘉靖皇帝的特批之下,严世藩留在了北京。严世藩母亲在世的时候对小严多少有些约束,没成想这老妈一死,严世藩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开始疯狂地“消费青春”。据史料记载,小严在守孝期间,一共娶了27个老婆,一天一换。小严这边寻欢作乐,可怜80多岁的老严还要在西苑整夜的值班,嘉靖皇帝照样是胡言乱语,严嵩看不懂,只好写了纸条向小严咨询,每当这个时候,严世藩大都抱着老婆睡觉,对老严的求救信号是置之不理。严嵩无奈之下,只能应付嘉靖,但是每次给嘉靖的回复都是驴唇不对马嘴,从此以后,严嵩在嘉靖皇帝心中的地位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而此时他的身后已有无数双手准备要把他推下万丈深渊。接下来严嵩又与徐阶发生内讧、“扶乩③显灵”和永寿宫失火之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次辅徐阶的策划下,众位大臣绕过严嵩举报严世藩,皇帝下诏,逮捕严世藩,令法司治其罪;以纵爱逆子、辜负圣眷之过,令严嵩致仕还乡。
严世藩被判充军广东雷州卫,但是他却并未去雷州卫的戍所,而仅在粤北的南雄待了两个月,便潜逃回了袁州。到袁州后,他竟然不改前非,反而怙恶不悛,暴横乡里。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严世藩被御史林润弹劾再次被捕入狱。而此时的徐阶意欲彻底除掉严嵩父子,遂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说严世藩“私通倭寇”。当时倭寇经常侵犯明朝边境,嘉靖皇帝对此恨之入骨,就这一条罪名足以让严世藩万劫不复。就这样,一个吃喝嫖赌,坑蒙拐骗的严世藩死于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藩斩于市。时年五十三岁。严嵩父子之死相差仅一年的时间。
五、“缩龙制作图”是“皇上恩赐吏部大员严清华” 质疑
不妨先来分析一下第一个说法:“皇上恩赐吏部大员严清华的”。在封建社会里,龙是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威力,也是皇室家族的尊贵符号,为皇家专利,除此之外的臣子与百姓是不得使用带有龙的图案的衣帽饰物,否则以谋反罪入狱或问斩。更不要说是把龙灯图赐给什么“吏部大员”了。即使皇帝要把龙灯图赏赐给皇室以外的什么人,也会遭到满朝文武大臣的反对,因为这是不可逾越的皇族戒律;再就是世宗皇帝不停地要进行斋醮祈福,常常要举行各种仪式,也就需要用到这些“社火”、“灯舞”、“龙灯”等来保佑扶持他的斋醮活动,以求得神灵的庇护,假如把“龙灯”制作图分散出去,势必有碍斋醮活动,削弱斋醮功力与进程。这对于一个从16岁就迷恋上道教的斋醮活动,既刚愎自负又多疑的世宗来说,他是不会让龙灯图随意赏给任何人的,这是其一。其二;在明代诸帝中崇道最笃者,乃世宗朱厚熜。在他入承大统之后,毁佛寺,逐僧人,专以扶植道教为事,使明代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其崇道行为日甚一日,老而弥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宠信道徒方士。嘉靖尊道教、敬鬼神,一生乐此不疲。嘉靖的父母也尊信道教,耳濡目染对嘉靖的影响不言而喻。嘉靖个性很强,他不仅本人信道,当上皇帝以后,还要全体臣僚都要尊道,尊道者升官发财,敢于进言劝谏者轻则削职为民,枷禁狱中,重则当场杖死。嘉靖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第二,广建斋醮,崇信乩仙。他嗣位伊始,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虽“谏官屡以为言”,均拒而“不纳”。甚至发展到“经年不视朝”,深居西苑,日夕但以斋醮为事。他特别爱好扶乩,据《明史·世宗纪》载,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他“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对于这种“焚修、斋醮之事”耗费巨大。据载: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以供皇家斋醮之用。而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异议。奸臣“严嵩,以虔奉焚修”,遂“蒙异眷者二十年”,④凡敢于进谏者,即其宗亲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第三,爱好青词。举行斋醮需用青词,世宗因“益求长生,日夜祷祀”的需要,便“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⑤顾鼎臣、夏言、严嵩等,皆先后以青词获宠,有“青词宰相”之称。
第四,嘉靖迷信丹药方术。他派人到处采集灵芝,并经常吞服道士们炼制的丹药。为满足自己修道和淫乐,嘉靖数次遴选民女入宫,每次数百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命宫女们清晨采集甘露兑服参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他相信服芝可以延年,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派人到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等道教名山广为采集。三十七年十月,礼部将四方进献的“瑞芝”一千八百多本一起报上,但他仍嫌不足,“诏广求径尺以上者”。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称:“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称为先天丹铅”。
从上面几点来看,世宗朱厚熜已经尽全身心投入到了他的“崇道事业”,因此他不会轻易把龙灯图赏给吏部大员严清华。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假设一下世宗在某种条件下乐意赏赐的情况:比如是他宠信的道徒方士或是他所宠爱的青词高手,在他一时冲动的情况下把龙灯图赏赐与臣子的可能性存在。但严清华既非世宗宠爱的道士,有非青词高手,无非是个吏部大员,显然不具备以上的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皇上恩赐吏部大员严清华的”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这张“缩龙制作图”是经过了严氏父子之手来到江西分宜的。理由是,他们具备可以随意进出皇宫,接近龙灯制作人等条件,也就完全有可能拿到“缩龙制作图”的原图,即便不能拿到原图也完全有可能复制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