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吴佩孚,不仅是直系内部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也是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人。在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吴佩孚与别的军阀不同,他有过反对安福系亲日卖国行径、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光荣历史,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军人。认为将北京政府置于他的控制或影响下,能给饱受“无政府”或“坏政府”之苦的人们,多少带来一些希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和期望,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组建一个“好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和信心。就这样,在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等人组成“好人政府”的愿望成真,
紧接着,在多方呼应的有利气氛中,“恢复法统”的努力很快见效。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吴景濂为首的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辞职。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稍后,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州大本营,南北总统问题宣告解决。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6月的解散国会令,半数以上的旧国会议员随后聚集北京,中华民国一时间“法统重光”了。而王宠惠的个人政治生涯也在此时达到了巅峰,出任国务总理,并组阁。由于政府阁员中容纳了不少“好人”,更由于总理就是由“好人”王宠惠出任的,所以这届政府在当时又被称为“好人政府”,或“好人内阁”。
可惜“好人政府”在军阀混战的特殊年代,各方矛盾极其尖锐,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支撑,也缺乏人民的广泛支持,无力控制当时的混乱政治局面,后来,甚至连胡适等“好人们”也有所不满。所以仅70天,王宠惠执掌的“内阁”就倒台了,仕途不畅的王宠惠离国,到海牙出任国际法庭候补法官。
学贯中西的法学大腕
王宠惠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一生中最值得其骄傲的,应该是他在法学上的贡献。王宠惠凭借其天才般的语言天赋,在法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为国际法学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07年,王宠惠将德文版的《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出版后立即博得世界法学界的赞誉,成为了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访台湾时,也要亲自拜访王宠惠,因为尼克松上大学时,教材正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
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的王宠惠辞去司法总长后,转而受聘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不久后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虽然不在官场打拼,但这段“清心寡欲”的时间却让王宠惠在法学研究上有了很深的造诣,他深入研究《临时约法》,先后著有《宪法刍议》、《比较宪法》等影响深远的书籍。王宠惠在中国民法和刑法上的贡献也为人所称道,1928年,王宠惠开始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草案》。这一草案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草案最终于1928年通过,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王宠惠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法学家。《中华民国民法》编订也有王宠惠的功劳,他学贯中西的背景,使这部法典注重对西方先进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
1923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法学家之一,王宠惠又打破了一项全国纪录。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宠惠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成为了海牙国际法庭的第一任中国籍的法官。担任国际法官,王宠惠坚持以公平适当的原则处理国际纠纷,他所表现出来的法学修养和绅士风度,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无不为之折服。身在海牙的王宠惠也不忘维护民族尊严,常常有力回击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1924年王宠惠游历法国时,法国最高法院特别邀请他做演讲,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这一隆重的礼遇,充分显示了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的重要地位。
灵动思辨的“犀利哥”
王宠惠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词锋,常常让瞧不起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自取其辱。1933年,王宠惠奉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会上,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王宠惠说:“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顿时各国代表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了个没趣,悻悻而退。
1943年,王宠惠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时,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2,三国代表正式会商《开罗宣言》一事,英国代表别有用心地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当然归还中国”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此言一出,王宠惠当即表示中国不能赞成,若如此含糊,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英国代表表示日本放弃即代表归属中国,但王宠惠坚持不得含糊,否则会议公报将丧失其价值,若不明言归还中国,则盟国联合作战,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就不明显了。美国代表也赞同王宠惠的提法,最终英国照中美意见写明“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被委以润色和审定联合国宪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王宠惠一生品德清正、学识悠长、仕途通达,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一个人终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宠惠是近代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的不多的达人之一。纵观他的一生,至死都没有改变他的士君子人格。据说,由于他平生不贪名利,结果,当他晚年生病的时候,困顿得都拿不出钱来治病,而只能靠别人的捐赠清偿医药费。除此以外,如果不因人废言,我们也得坦率承认,王宠惠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法学和外交思想遗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77岁的王宠惠在台北去世,这个新闻并没有在祖国大陆掀起什么波澜,此后更是湮没无闻,直到今天,大陆学界才对他略有关注。王宠惠虽早已离我们远去,可是却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法学和外交思想遗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文/刘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