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美六年
1949年12月,梅贻琦飞抵纽约。一开始,他同老友缪云台先生一起租用了贝松生(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的公寓暂住。据缪先生说,那时他二人都是刚刚离开祖国,有惆怅感,也不知究竟何所适从。他们二人甚至想一起入纽约大学历史系读书,同做年逾花甲之年的大学生。
关于梅贻琦寓美七年期间情况,亦有一些回忆性文字。综合这些回忆,大致情况是:
一、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
前已提及,梅离校时,曾对吴泽霖先生说他的走主要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这事后来完全得到了证实。他临终前,他的病床下面一直放着一个加锁的皮包,大家都不知是何物,他逝世后组织一个小组共同启箱,发现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赵赓飏回忆说,梅在巴黎开会期间,即悬念在美之清华留学生和休假教师,他们需要继续拨款供应,否则处境将十分艰难。乃征得杭立武的同意,会后赴美洽商清华基金之保管及运用办法。“此事对清华甚至对国家影响深远,当时梅先生固对大局惜无尽力之处,只能就此局部问题作关键性之奔走。……”梅抵美后即向当时之“华美社”负责人孟治详询探洽经过,复分别访询各方情形,再与保管基金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简称“中基会”)在美董事与会计分别接洽。时该会董事分居各地,久未开会,乃提出建议,拟在美逐渐从旁推动。……采纳孟治之建议,担任“华美社”之常务董事,进而应聘担任“中基会”之荣誉秘书(义务职),得以协助“中基会”之业务,同时对清华基金之保管与基金利息之运用,颇多切实而积极之贡献。1950年春,梅在纽约市65街125号“华美社”楼上租一室,作为“清华大学在美事务”办公室,雇半时助理一人,处理清华大学在美事务。
叶公超回忆说:“梅贻琦寓美期间,叶每次到纽约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而且要他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做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外国。我最初也是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得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这样告诉我的。‘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计划,他想了许久,初期他未跟任何人说。”
二、“清华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1950年2月,梅贻琦自纽约发台北“教育部长”杭立武一长信(因该信内容重要,梅特留一副本附于个人日记之中),备陈保存、管理、使用清华基金之种种问题。当年“中基会”补充董事后,改选蒋梦麟为董事会主席,蒋廷黻为副主席,胡适代理干事长。3月董事会全体会中,完全支持梅贻琦(在致杭信中)所持观点,及经过杭立武同意之基金利息运用原则,赞成“华美社”与清华合作之各项活动,但以“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名义出面行事。“中基会”干事长胡适、资深华人教授如赵元任、李书华、何廉、于斌、陈立夫、吴经熊、何浩若、霍宝树、郭秉文、顾毓珮、毓瑞、孟治、毛拜甫、程基保以及“华美社”中美籍核心人物,都是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驻美新闻人员宋晞、唐振楚二人任秘书。该委员会利用清华基金利息之一部,报告“中基会”及“教育部”先后推展下列事业:甲、资助在美之资深学人,进行学术研究;乙、资助在美之中国青年学者研究,及出版研究报告或专门著作;丙、赠送台湾专科以上院校图书仪器;丁、奖著国内研究与教学绩优之学人。
三、恢复《“清华”学报》和资助旅美华人学者
据李书华回忆,1953年3月间,李从欧洲抵美。梅贻琦发给他“清华研究奖助金”,使他“能从事小小的研究工作”。1954年,梅聘李为“清华研究与教学奖助金委员会(Committee on Tsinghua Fellowship)委员”。1955年3月,梅在美恢复了《“清华”学报》,组织编辑委员会,聘何濂为主席。1955年11月,梅抵台筹备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1957年11月,由台再返美为原子科学研究所洽办定制原子反应堆事宜。他曾经约集七八个人研讨原子反应堆洽办、定制问题,开会数次……
心系故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离平以后一直心系故园母校。萧家魁先生(时为清华在美休假教师)曾以《梅先生身在国外浓然怀念清华》为题撰文说:“1949年的冬天,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由欧洲到达美国纽约。其时,我正在准备回清华经济系担任教学工作。在1950年1月底,我离美返国之前不久,梅先生托人把他写给清华的亲笔信给我,要我带归转交。信中大意说,如果清华需要国外的图书仪器,他可以设法购寄。后来此信不幸佚失。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梅先生的愿望确无实现的可能,但他关心清华的一片殷切心情,却跃然纸上。现在回想,深感此信富有历史意义,特将此事的经过写出,以明梅先生身在国外依然怀念清华的深意。”
梅贻琦一生历尽“筚路蓝缕”、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不论他在哪里,心却一直系念北京清华故园。1942年他与顾毓琇酬答诗中有言:“……廿载切磋知不足,五年飘泊泪由衷。……回首故园清绝处,堂前古月伴孤松。”其中的“堂前古月”,即指北京清华园古月堂和堂前的古松。这期间,他还曾与校友们相约,一定打败敌寇,最后相聚于清华园,此事见刘淦芝的悼念诗文:1962年梅在台北逝世时,刘淦芝所送的挽联是“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哪堪鹍岛哭师门”。后来刘又在悼念文章《武家坡》中解释此诗说:“……长沙相会是在抗战初期。这是我不容易忘记的,是校长当面口约,胜利重回燕都,定以窝窝头招待。我挽校长的下联,即指此事。我挽校长的原文是:自有桃李盈门,何须儿孙绕膝;原期西园把酒,哪堪瀛岛归山。……”
在台期间,他心系故园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深切、感人。据曾任新竹工程处主任的清华1936级校友朱树恭回忆,在台“复校”时,别的大学(“交通”、“中央”等)“复校”,为了争得个“大学”的名称,颇经过了一番周折。而“清华”校长因有负责保管清华基金的使命,任务未尝中断,反而却一度酝酿放弃大学名称,迳用“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名义。在校内会计单据原须校长签章,一度改至所长为止,即删去校长的地位。在梅校长在世时,一直如此,直到陈可忠接任“清华”校长后,始恢复“清华大学”校名。何以如此?赵赓飏在一篇回忆中道破了其中“奥秘”。他说:“笔者深知,先生萦怀多年居住、垦殖、经营、布置、计划发展之故园,……故此,再三拒增研究所,不愿恢复大学部,时图节省基金利息,希望逐渐增入本金,以作原校之用……”
(本文摘自《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 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