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为筹办,不致别生枝节
马礼逊确定烟台为通商口岸后,当即催促候补知府董步云加紧筹办开埠事宜。随后,董步云与登莱青道和登州府协商后,草拟了《通商章程》,报与清政府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庄、烟台通商事务的官员)崇厚。崇厚认为该章程“虽因地制宜,惟与条约新章多有不符之处,亟应妥为酌办”,并将此意见上奏朝廷,请求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等到烟台筹划开埠事宜。朝廷发下谕旨,称“开埠通商,事属创始,于中外交涉事件必须遵照条约新章,妥为筹办,庶各国商民不致别生枝节。著谭廷襄饬令登莱青道崇芳等,俟王启曾到后,即会同该员将一切通商适宜,悉心筹划,妥为办理”。1861年7月,崇厚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候补知府袁文陛、河工候补县丞曲纪官等人到烟台筹办开埠事宜,并向朝廷请旨转敕山东巡抚谭廷襄,要登莱青道道台崇芳(治所莱州)等人给予支持。山东巡抚谭廷襄即迅饬登莱青道道台崇芳前往烟台会办开埠事宜,因捻军东进胶东,逼近烟台,崇芳一行被迫中途返回莱州,未能参加烟台开埠。
王启曾,字贻孙,号秋浦。山东登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科进士。授刑部主事,转郎中,后代理河北广平知府。崇厚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来烟台主持开埠事宜,主要是王启曾人品端谨,办事精细,并且是登州人,熟悉海口情形,便于开展工作。王启曾等人经过短暂的筹备,于1861年8月22日(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开关征税。烟台港从此对外开放。烟台港对外开放四个月后,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桂良等八大臣奏请登莱青道(治登州、莱州和青州)移住烟台,专司中外税务,清廷准奏。登莱青道于1862年3月(清同治元年二月)由莱州移住烟台。登莱青道道台崇芳兼任东海关监督。
17国抢滩烟台
烟台开埠后,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古老的海滨。英国人依仗在烟台开埠的特殊作用和最先来到烟台的有利条件在烟台山上最好的地段购地盖起了领事馆。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馆,从1861年烟台开埠至1932年共有17个国家在烟台设立领事馆。
西方国家除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机构外,还在烟台山下设立洋行、银行等。1864年英国商人在烟台山下首设和记、汇昌两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代理等业务。至1891年,烟台共有英、德、美、日等国外商洋行11家。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外国在华投资权,烟台遂成外商主要争夺市场之一,洋行急剧增加。1901年外商发展到26家,1906年增加到40家。
烟台自1861年8月开埠后,吸引着内地劳动力向沿海流动并在烟台聚居。这是烟台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基础。据统计,开埠十年后,从事各行业的人员总数已经达3万多人,其中外国人250人。到清朝末年烟台城市人口发展到近十万人。民族工业的兴起,是以南洋华侨张弼士创办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标志。卷烟业、电业、火柴业、面粉业、制皂业、棉织业、五金业、制胶业、发网业、花边业等也应运而起。这些行业成为烟台民族工业前期发展的主体。
烟台开埠在我国近代对外开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当时中国北方三个对外开放口岸之一,在1898年前是山东省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1861年烟台的开埠及中国其它口岸的开放加速了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濒临破产。同时,港口的对外开放,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沿海和沿江港口城市的发展,并促进了民族资本企业和新式航运的发展。
烟台港开放的标志
烟台港开放的标志是150年前——1861年8月22日独自开关征税,因而这一天也被称为烟台港正式开放日。烟台港真正脱离原始天然状态的标志则是1865年总税务司允准并于翌年竣工的烟台山西侧建造的海关码头,这是烟台港历史上的第一座公用码头。该码头全长为257米,西端宽为33.5米,码头北沿最大水深约4.5米,靠泊能力约500吨。海关码头的建成,使烟台港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船舶装卸和海关税收等港口活动有了固定的中心场所。二是港口装卸工艺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全靠舢板过驳改为直接靠泊装卸。海关码头落成后,有些船舶可直接泊靠岸壁进行装卸,无须舢板过驳。笨重大件货物,则可用固定吊杆进行装卸。当时的英国领事对海关码头是这样评价的:“为更有效地施行检查和更快地卸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各种船只都可以停靠在旁边,并为旅客登岸提供了方便。”
烟台港的开埠,对外国人而言,简直成了“整个中国北方货物的集散地”。因此进出烟台港的船舶,尤其是外国船舶数量猛增,其总吨位也连年增长。
烟台本为渔村,“开埠后商船至山东唯烟台一口岸,商务极盛,垄断对外贸易,几达五十年之久”。这也是开埠给烟台港乃至烟台带来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