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流氓是游民阶层的产物,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流氓的队伍会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一方面,部分游民进入城市,无正当职业,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市地主、权贵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鹰犬
之流,背后有了靠山。以明代而论,流氓闹得凶的,是成化以后,嘉靖、万历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正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影随形:成化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城镇;嘉靖、万历时期,封建的都市经济生活更日趋繁荣。流氓及流氓意识,给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一
明代的流氓,不仅成群结队,人数众多,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有的以所纠党徒人数作为绰号名称,如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作为绰号,如棒椎、劈柴、槁子等。这些人“犯科扦罔,横行市井”,“赌博酣,告讦大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尘起”。真是无所不为,为害一方。万历初年,北京城内有个流氓团伙,“结义十弟兄,号称十虎,横行各城地方”,其中的一“虎”,叫牛二,与《水浒》中横行街市的“没毛大虫”流氓牛二,同名同姓,耐人寻味。这个团伙的头子叫韩朝臣,是锦衣卫的成员。在南方的杭州城内外,流氓“结党联群,内推一人为首”,显然也是有组织的。万历年间,苏州还出现了专门打人的流氓组织“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列某处某班,肆行强横。一人有不逞,则呼类共为抨,不残伤人不已。”他们打人有特殊伎俩,或击胸肋,或击腰背、下腹,中伤各有期限,或三月死,或五月死,或十月死、一年死,“刻期不爽也”。其头目,今天有史可考的,有绰号“一条龙”的胡龙、绰号“地扁蛇”的朱观,“嗜枪如饴,走险若鹜”,“皆郡中(按:指松江)打行班头也”。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打行”更是趁乱而起,在江南胡作非为,“小者呼鸡逐犬,大则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也”。
二
明代流氓的活动,五花八门,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打:动辄无端拳脚相加,甚至使出闷棍,是流氓的家常便饭。如杭州的流氓,一遇到人命案件,就视为奇货,或冒充死者亲属,或强作伪证,横索事主酒食财物,“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
抢:在明代的江南,有“假人命,真抢掳”之谣。这是因为,一些流氓“平时见有羸老病之人”,藏之密室,然后找巨家富室,为了寻衅挑起争端,将藏于密室者杀死,却反诬是富家所为,打着索要人命、讨还血债的幌子,纠集其党“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先至其家,打抢一空,然后鸣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嘉靖中叶,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师危急之际,妄图大肆抢劫。史载:“时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
讹:讹诈、耍无赖也。这是小股的、单个活动的流氓经常采用的伎俩。明人小说《西湖二集》卷20《巧妓佐夫成名》,描写南宋故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朝的现实,其中述及杭州的流氓:“还有那飞天光棍,装成圈套,坑陷人命,无恶不作,积攒金银。”“飞天光棍”这四个字,便使人不难想见他们所干的勾当。再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有个流氓年终时,无钱过年,其妻急得团团转,问他怎么办,流氓说,我自有办法。刚好看到一位篦头师傅从门前过,便喊他进门理发,硬要这位师傅剃去眉毛,师傅照办,才剃去一边,流氓便大吵大嚷:“从来篦头有损人眉毛者乎?”这位师傅害怕见官,只好“以三百钱赔情”,流氓便用这笔钱筹办年货。其妻见他眉毛去一留一,觉得不顺眼,说:“我看你不如把眉毛都剃了,还好看些。”流氓置之一笑,说:“你没算计了,这一边眉毛,留过元宵节!”
骗:招摇撞骗、拐卖人口,是流氓的惯用手法。晚明有个流氓,自吹是包拯的后代,活了一百几十岁,“曾见阎王,放还”,完全是活见鬼。还有人跑到一位名陈嗣初的太史家,自称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十世孙,这位太史请他读林和靖的传记,读至“终身不娶,无子”,此人顿时语塞。太史大笑,口占一绝以赠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据明朝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雅俗同观》记述:有卖驱蚊符者,一人买归贴之,而蚊毫不减,往咎卖者,卖者云:“定是贴不得法。”问贴于何处,曰:“须贴帐子里。”这真是个辛辣的笑话。而卖驱蚊符,这不过是小骗术而已。明末松江有位姓张的乡绅,平素好侠,有个流氓便投其所好,某日找上门去,腰间佩剑,一副侠客模样,手里提着“一囊,血淋淋下滴”,煞有介事地对这位姓张的说:“你的大仇我已经报了,囊中就是他的头。”张某欣喜若狂,当场借给他十万缗。可是,此人走后,张某解囊一看,囊中不过是一个猪头而已,此人也就再无踪影。应当看到,这种披着侠的外衣的骗子,是很容易迷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