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汉人官员,如继恩铭之后任安徽巡抚的冯煦及御史江春霖对这次的讨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满汉不平等的言论没有根据,因为旗人包括很多皇族成员在经济上比汉人汉窘困,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公开公正、不分满汉的选拔优秀官员,只要做到政清人和,满汉争议自然会平息下去。
1907年9月,清廷颁布《裁停旗饷》诏书,要求各省驻防八旗在十年之内解散(即到1917年前),旗人准备自谋生路,诏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授给领种,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即以所授田亩之数,为裁撤口粮之准。……该旗丁归农以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一个月后,清廷再次下发谕旨,要求消除满汉在习俗与法律上的差异,实行满汉平等。
诏书发布后,引起了旗人们的极大不安和骚动。据《盛京时报》报道,“闻各处驻防旗丁,自奉上月二十日裁粮授田明谕,皆大形恐慌,纷纷集议。近接西安及广州两处来函,该处各旗丁以生计骤失,或议遣代表员赴京叩阍,或环请将军代奏,恳请收回成命。”1908年1月,驻防成都的八旗流传一个谣言,说是朝廷将立刻停发军饷,所有旗兵将自谋出路,谣言传开后,很快引起了一场骚乱,数百名旗兵及其他们的家属将绰哈布将军的衙门围了了个水泄不通,愤怒的人群将正堂的边门打坏,并抓住值班的旗兵佐领一顿痛殴,混乱的局面直到出身汉军八旗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赶到后才有所缓解,在得知这纯粹是个谣言后,旗兵和他们的家属们这才散去。类似的事件,在浙江等地也曾发生过。由于阻力太大,清廷只好于次年谕慰旗人称目前“所有钱粮、兵饷仍均照常,毋使八旗人等妄生疑虑。”
插句题外话,旗人社会与所谓的国营单位其实有似曾相识之感,旗人实则有点类似于“单位人”,单位的待遇可能未必优厚,但基本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有公费医疗、有养老金等等,但久而久之,“单位人”往往失去在社会中独立谋生的能力,一旦单位办不下去了,干部解聘,工人下岗,猛然间把他们推上社会,其中的惊恐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阻力也可想而知。对于旗人们来说,改革就等于是敲他们的饭碗,而历朝历代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一向都是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所引发的阵痛即为明证。当然,“铁杆庄稼老米树,当兵岂有不吃粮”,八旗做为军事组织是应该领取饷银,但近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八旗在军事已无存在的必要,徒然耗费粮饷而已。因此,清廷逐步抛弃他们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为推行“裁停旗饷”计划,清廷设立“变通旗制处”以具体规划实施,但话虽如此,一旦涉及到数百万“自己人”的棘手问题,变通旗制处的大臣们也是一筹莫展,万分为难,他们担心旗兵会因此哗溃生事,因而几次讨论下来都毫无结果。《申报》对此有极其生动的报道:“泽公载泽、伦贝子溥伦、宝侍郎宝熙、达侍郎达寿、熙侍郎熙彦及恩、吴两提调,齐至变通旗制处会议变通旗制办法。惟那相那桐未到。闻各堂到齐后,皆守缄默。虽恩、吴两提调对于变通旗制办法,本来极有主张,及见各堂对于此事均在有意无意之间,亦遂嚓口无言,不敢独作朝阳鸣凤。是日略谈他事,日暮而散。论者曰此役也,会而不议。”
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所谓消除“满汉畛域”的新政举措往往不切实际,但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在于清廷缺乏资金来推动。譬如将旗兵安置到附近的农场或者购买附近的土地,但清末除了东三省有空闲土地,其他八旗驻防地均无空余的土地可以安置,而要是购买土地的话,而朝廷又无钱承担这笔巨额的费用。再者,将他们安置到边远地区,早已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旗人们又不愿意(哪怕回东北老家也是不愿意的,毕竟离开一两百年了)。至于其他办法,如办教育、办工坊,培训劳动技能等,这些都要看长期效应而无法解决短期的困难,何况当时社会上的就业机会本就很少。不可否认,清廷也想出很多办法,如通过第一镇、禁卫军与新设置的警察机构中多招收旗人、出卖关外的皇室土地以弥补费用缺额等,但这些措施仍不足以根本解决问题。
重重困难下,除1909年新修订的《现行刑律》中规定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旗民分治”的成规被废弃外,其他工作大多了无进展,上头问起来,就以仍在“调查户口及荒地”相搪塞。对此,《申报》评论说,“变通旗制处设立三年矣,其于旗人之生计,初未尝一为之谋”。而事实上,直到清朝覆亡,各地旗防除设立少量帮助旗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结构外,并没有任何一省的驻防被取消(东三省除外),而旗饷仍旧照发,旗人也没有被编入民籍,而此时离规定的十年期限已过去4年。
慈禧太后在世时,对消除“满汉畛域”的举措相对坚定,但性格软弱的载沣上台后却不免有所退缩,特别是在遭到旗人们的抵制后,载沣不得不称变通旗制处并不是要限制旗人的津贴,而是要寻找供养旗兵帮助旗人自强自立的方法。更要命的是,载沣在执政期间过多的任用亲贵,使清廷越来越像是一个满人的朝廷。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特别是涉及到改革者本身利益的时候。对于旗人来说,“铁杆庄稼”是特权但同时也是牢笼,这一群体日益贫困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至于满人亲贵,值得同情又不值得同情,或许他们也想把国家搞好,但末日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而这些人仍旧昧于大势而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这与历代亡国者可谓是皆同一理,但历史难道真的没有给过他们时间与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