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王朝自打文帝刘义隆被他儿子刘劭弒杀后,便江河日下,日薄西山。此后二十多年里,皇室内部自相残杀,终至酿成权臣当政的局面。宋顺帝刘准(公元467年─479年)继位后,齐王萧道成渐渐露出了谋朝篡位的野心。
所谓“谋朝篡位”,用楚霸王项羽的话来说,就是“彼可取而代之”。现在看,有这个念头也没什么错,拿破仑不是说过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况且,刘家坐江山近60年,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没啥拿得出手的政绩不说,还搞得国力凋敝,民不聊生,人心尽失,就不该换个届让人家萧老三(萧道成排行老三)过把皇帝瘾?再说了,萧老三起异心也是迫不得已的。他跟的那几个“老大”,继位后都遇到藩王叛乱,朝不保夕,是他不避矢石率军一一讨灭的。可这些弱智加变态的皇帝却根本不信任他,屡次要置他于死地。
后废帝看到他肚脐眼很大,甚至要拿来当箭靶子,张弓便要射。与其这样混下去早晚丢掉小命,当然不如豁出去搏一把,自己当老大。不过,正当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的时候,却出了两个插曲:一是荆州刺史沈攸之声言奉太后之诏举兵讨逆;一是司徒袁粲借机发动政变。沈攸之拥兵自重,早就有了异心,一看萧老三要捷足先登,很不甘心,才先下手为强,忠君护国是假,黑吃黑才是真。袁粲则不同,他是当朝元老,却一直不太留心朝政,关键时候慨然出手,欲挽狂澜于既倒,还真的有点出人意料。
据《宋书8226;袁粲传》记载,袁粲很早就“以操立志行见知”,先后在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彧手下打工,官位越做越大。后废帝刘昱继位后,他与齐王萧道成、褚渊、刘秉四人当政,“平决万机,时谓之『四贵』。”不过,袁粲空有“四大金刚”之名,却“闲默寡言,不肯当事”。他不在闹市区置业,却把家安到城南郊外,不是“宅”在家里“独酌园庭”,就是到郊外“杖策独游”,过着独来独往、门无杂客的清闲日子。
随着地位的显赫,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他依然“闲居高卧,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不以俗务萦怀的高人,却忽然忧起了天下、忧起了朝廷、忧起了皇上,一反常态地搞起了武装暴动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做忠臣。萧道成越是“功高德重,天命有归”,袁粲就越是有一种紧迫感,于是“密有异图”,与刘宋宗室、外戚等力量合谋,欲铲除萧道成。
沈攸之一起兵,他感到时机已到,便择定时日,想诈称太后之令于朝堂之上斩杀萧道成。没想到萧道成早有提防,先下手为强,派兵攻入袁粲据守的石头城。据《资治通鉴》第134卷记载,城破后,袁粲自知大势已去,对儿子袁最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袁最以身护之,乞求先死。袁粲说:“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最后双双被杀。后世论者多以为袁粲“义重于生”、“近乎仁勇”(《南史8226;袁粲传》),给予很高的评价。“四大金刚”中的另一位──褚渊,其所作所为则与袁粲正好相反。据《南史8226;褚裕之传》记载,他专心理政,“务弘俭约,百姓赖之”,是个能臣,也颇识时务,他早就知道刘宋王朝气数已尽,所以跟定萧老三这只“潜力股”,成为萧齐建国的功臣,在新朝里也混得相当的风生水起。不过时人却因为他没能给刘宋王朝尽忠而“颇以名节讥之”,认为他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其实,褚渊只不过没有傻乎乎地在刘宋王朝这棵歪脖树上吊死,而是做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选择而已。相较而言,袁粲身为朝廷重臣却乐得逍遥自在,对朝廷之权力绞杀、腐朽没落视若无睹,直到遭遇改朝换代,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以“忠臣”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可见这只是披着“忠臣”外衣而对既得利益的奋起一搏。
由此想开去,中国历史上凡遇改朝换代、社会转型之时,都会出现诸如此类的忠臣。他们或“不食周粟”,或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把一曲末世悲歌演绎得酣畅淋漓、如痴如醉,从而博得青史留名、千古流芳,更惹得后人见到“忠臣”二字便不由分说纳头就拜。其实,所谓“忠臣”,原本就是封建纲常伦理所崇尚的价值判断标准下的概念,从根本上讲,他们“忠”的是皇权和统治集团,“忠”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非天下百姓和公平、民主、正义等普世价值。所以,我们说,越是专制集权的社会就越是盛产“忠臣”,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