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洞悉到了这个问题,他企图摆脱两难,建立用三民主义支撑起来的共和制,不仅外变,内也变,不仅名异,实也异。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没有必要在此胪列孙中山的功绩,那是尽人皆知的。倒是孙中山的败笔尚未引起世人充分的注意。在一向喜欢造神的国度里,条分缕析地指出被视为神的人物的缺失,从中寻求出历史经验,这比什么都重要。
孙中山的第一个缺失是言行不一。孙中山讲民权,可是连他的党徒都得不到人权保证,加入国民党按手模就是对其人权的践踏。为此,黄兴等一批志士嗤之以鼻,弃之而去。孙中山没有能够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乃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的原因。革命尚未成功就搞起个人崇拜,有悖于铲除专制的革命初衷。实现“万机决于公论”的现代政治,这样才有意义。孙先生讲民族,但是为筹措足够的革命经费,险些付出了出让国土的代价(参见《东瀛求索》创刊号李廷江文:《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分析》)。如果国土都可以谈判的话,岂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孙先生讲民生,但却没有考虑实行土地改革(这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战事繁忙来不及,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兹事体大,岂容忽视。孙先生最少应该把一半精力用于这件事情才对。
孙先生的第二个缺失是提出了一些有毛病的政治口号,如“驱逐鞑虏”、“平均地权”、“天下为公”等。“驱逐鞑虏”带有民族复仇情绪,有一竹篙打一船人之嫌,任何以种族划分敌我的革命都是不人道的。“平均地权”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如出一辙。若真的人人平均享有地权的话,这个国家就什么大事情也做不成了,于国于民两不利。“天下为公”,本意是指国家政治为公物,不是私物,但滥用这个口号极易引起误会,不用也罢。
孙中山的第三个败笔是以党代政,为其后蒋介石的“党天下”埋下了伏笔。1924年孙先生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一系列为党天下鸣锣开道的口号,使得后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有了依据。国民党的党天下把民主扼杀殆尽,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宋教仁(1882~1913)之历史地位将与康有为相埒。康有为变法,宋教仁则企图用党争替代战争,二者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宋教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一段精彩的言论中:“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第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沛然如肝肺中流出,对非暴力变革的情感跃然纸上。如果宋教仁的理想实现了,则意味着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人选,不再需要战争角逐,简单到只需要若干政治家打一打嘴仗。那样的话,为争夺统治宝座而进行的战争也就寿终正寝了,这对人民、对社会都不啻是个福音。宋教仁终生为此奔走呼号。也许有人笑其痴,然而在我看来,他却痴得可爱。
宋教仁是个认准了便坚决去做的人,不为“做”做任何掩饰——也许这便是宋先生的败笔。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的话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独夫民贼。在武汉,谭人凤曾好心劝戒:“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教仁透露了一个秘密:会党头目应燮丞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子,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却淡淡地回以“杯弓蛇影之事”这六个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却没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实在是过于书生气了,过于拿自己生命当儿戏了。他的想法很好,但没有做应付危险的思想准备,犹旅行者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结果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而且断送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说真话,宋教仁的这个缺失实在算不上名副其实的缺失。就算他听了诸君的规劝,对袁世凯加以提防,也是防不胜防。在袁世凯面前玩民主,他已经死定了,除非他放弃,显然宋教仁不是那种人。倒是宋教仁之死未得到等价的报偿,恐怕是宋教仁始料未及的。他的死并未唤起国人足够的觉醒。这与其说是宋教仁的缺失,毋宁说是中国人的一个缺失,一个致命的缺失。
章太炎(1869~1936),谁来为中国人的缺失承担责任呢?除了知识分子,别无他人。作为知识分子旗帜的章太炎也难辞其咎。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离国民党视为败笔,在最后十多年中晚节不保。寿多则辱,这至多算是“章太炎现象”,够不成败笔。我们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
一是攀附权势。一个谁都敢骂的“章神经”、“章疯子”,似乎不该有附骥攀鸿之举,然而实实在在是有的。他曾接受与其品性迥异、各行其岸的孙传芳之邀请,与孙传芳一起投壶作乐,落为笑谈。章太炎晚年索居苏州,门前冷落车马稀。一次章的爱侄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纠葛,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要学问有五车,要权势些许也没有。情急之下,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给杜修书一封,求其帮助。杜月笙见信,喜出望外,正撞到自己枪口上,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摆平了。杜月笙深知这是笔划得来的买卖,哪里会错过,他趁热打铁立即启程亲赴苏州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结识学术泰斗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杜月笙送给章太炎一张银票,解除了章在经济上的拮据。那之后,白花花的银子不断从杜府流入章府。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振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
二是他的出世思想与行动。既然在世上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应该做到底。章太炎偏不。他年轻时就想到过出家印度,只是因盘缠不足才未能成行。中年的他曾经上当受骗,被诓到峨眉山剃度。他过分迷恋佛学,热衷于出世,实为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