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出嫁蒙古的宗女,绝大多数与皇帝并不见面,还有一部分是满蒙王公间自行结亲,乾隆以后嫁与蒙古的公主也不入居蒙古,都不存在皇帝让出嫁女监视蒙古之事。清入关后入居蒙古的公主,都是嫁入与清廷关系密近的部落。从史事及情理上分析,都看不出清帝有将公主、宗女等出嫁以监视蒙古王公的意图。
满蒙联姻是清史、满族史、蒙古史的重要事件,长达300年,涉及近600人次,民国时期仍然延续。这在世界民族上层关系史上亦属罕见,不仅远远超过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和亲”人数的总和,而且具有诸多特点,如制度性、指婚制、主动派嫁、互相嫁娶、连续性、地域广、联姻方式及具体目的的多样性,并且实施了诸多配合联姻的制度,在皇帝指婚之外又有满蒙王公的自行联姻,等等。同时,满蒙联姻也产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拙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对此已有所论述,现对其他问题予以介绍。
皇族以外的满蒙联姻
现在提到满蒙联姻,往往是指清朝皇室、宗室王公府第及一般宗室、觉罗之家亦即广义上的清皇族与蒙古的通婚。那么,皇族以外的八旗满洲旗人是否也曾经与蒙古结亲呢?虽无这方面的专门记载,但从一些文献零星、间接的记述仍可窥其一斑。例如,钮祜禄氏是满洲八大家之一,《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即记载了该家族有四桩与蒙古结亲之事,均为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后裔:遏必隆长女嫁漠南蒙古巴林部郡王札什;遏必隆子彦珠之女嫁巴林蒙古郡王札什之子郡王桑迪达;阿里衮第六女嫁东土默特蒙古扎萨克贝子朋楚克琳沁;萨尔善长女嫁巴林蒙古四等台吉托和雅尔图。
根据李慈铭为漠北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芸香馆遗诗》所作的序记载,那逊兰保“幼受诗于外祖母英太夫人”。英太夫人是满洲费莫氏英志之妻,满洲完颜氏(《八旗艺文编目》所收《绿芸轩诗抄》),所生之女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驻京蒙古台吉多尔济旺楚克,那逊兰保即为此女与多尔济旺楚克所生。这是满洲旗人英志之女嫁蒙古的实例,时在嘉道年间。震钧《天咫偶闻》卷四记:“佛怡仙布政使之室人熙春,蒙古乌梁海氏”,说的是雍正时曾任四川布政使的佛喜(字怡仙,镶蓝旗满洲人),其妻熙春是蒙古乌梁海氏。这是满洲旗人娶蒙古女的例子。
清代,很多蒙古王公在蒙古本地和北京都有府第,其中不少人长住北京,清后期约有二三十家。这些驻京蒙古王公与满族贵族、官宦之家结亲者不乏其人,前述那逊兰保之父多尔济旺楚克便是漠北蒙古驻京者,布政使佛喜之妻蒙古乌梁海氏熙春也可能是驻京蒙古王公之女。
皇帝指婚之外的满蒙自行通婚
自行通婚在满蒙联姻史上始终存在,清初较少,乾隆以后逐渐增多,嘉道以后成为主流。其中,既有满族宗室王公与蒙古王公的自行结亲,也有皇族之外的满洲旗人与蒙古的结亲。前述满洲旗人与蒙古的结亲均属自行通婚,因为清廷并没有制定将满洲旗人与蒙古指婚的制度。下面介绍一下宗室王公与蒙古贵族自行结亲的情况,根据《玉牒》(即皇家族谱)所记,乾隆朝为30人次,占该朝满蒙联姻总人次的17%;嘉庆至宣统朝为156人次,占这一时期满蒙联姻总人次(172次)的91%。这些联姻人的皇族一方大部分是当朝皇帝祖父之外的宗室。乾隆初年以后,当朝皇帝祖父之外的宗室是不由皇帝指婚的,他们与蒙古的通婚都是自行结亲。这种自行结姻是在以前皇帝指婚所形成的姻亲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自行结姻的满蒙贵族不少都是指婚时形成的姻亲,满蒙民族联姻又有看重门第以及乐于亲上作亲、世代结姻的习俗,以至出现两个府第家族之间多次互相结亲的现象,如裕亲王府与蒙古翁牛特部、肃亲王府与蒙古喀喇沁部的联姻,均属此类。
满蒙王公自行结亲这种情况,在驻京蒙古王公与满族宗室王公之间较多。前述漠北台吉多尔济旺楚克将其女那逊兰保嫁给满族宗室肃亲王府,即属于两家的自行结亲,因肃亲王一支当时已不在皇帝指婚之列。那逊兰保所生之子便是晚清著名满族文人盛昱。另外,应由皇帝指婚的近支宗室,若未经皇帝指婚而与蒙古自行结亲,也是被许可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上谕说,宗室王公与蒙古“若系伊等之亲戚、行走相熟之蒙古,私行给予者尚可,准其私下结亲后奏闻”(《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十二《敕谕六》)。满蒙王公自行结亲的事例很多,例如,顺承郡王伦柱第十一女嫁阿拉善蒙古亲王囊栋布苏隆;伦柱之子镇国将军春定娶漠北蒙古驻京台吉多尔济旺楚克之妹,即那逊兰保的姑姑;庄亲王绵课第十女嫁翁牛特蒙古郡王敖那克勒迪;贝勒文和(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的后裔)之女嫁科尔沁蒙古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姐姐嫁礼亲王全龄;僧格林沁之女嫁贝勒奕纶之子载华;僧格林沁之子伯彦讷谟祜娶怡亲王载垣长女郡主;伯彦讷谟祜之子那尔苏娶瑞郡王奕誌之女;那尔苏之女嫁毓岐(乾隆帝后裔);那尔苏之子阿穆尔灵圭娶睿亲王魁斌之女郡主;庆亲王奕劻的长女嫁漠北蒙古驻京亲王那彦图;那彦图的一子祺克坦娶镇国公溥芸之女,另一子祺诚武娶镇国将军毓长之女;那彦图之女嫁睿亲王中铨;肃亲王隆懃第二女嫁漠北蒙古的车王府,第五女嫁喀喇沁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肃亲王善耆之女嫁科尔沁蒙古亲王业喜海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