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屙老爷”陈鱼门
马吊纸牌娱乐性强,却有严重缺陷。首先当时流行的碰和马吊牌,牌数有120张,一把纸牌捏在手里十分不方便,容易磨损。其次,纸牌的玩家多为宁波在外的渔民和海上船工,以排解长途航行寂寞,但海上风大,纸牌容易被吹落,或者纸牌容易受潮。
马吊纸牌的不方便,引起宁波闻人陈鱼门的注意,这位著名的宁波本土玩家开始着手改造马吊牌。
陈鱼门从小聪明,在少年时期便跟随杨启堂先生习英文。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以功叙内阁中书,加三品街。
因懂英语,陈鱼门接受朝廷派遣,回到宁波做五口通商的相关外交事宜。在太平天国席卷江南时,宁波因靠海而未受波及,但战火也蔓延到宁波北部一带,当时清政府财力空虚,陈鱼门还想方设法从各方筹集镇压军费。
当时的宁波没有娱乐设施,筹集军费的压力和太平军在宁波周边城市袭扰的消息,也让他坐立不安,这让住过京城,“广交游,琴酒无虚日”的陈鱼门感到苦闷,这位清瘦的宁波人开始想到利用一种新的娱乐方式,既能娱乐,还能与洋人商界玩到一起。
1846年,在寓居宁波江北岸同兴街期间,陈鱼门开始改造马吊牌。他首先想到,制作一副类似骰子的马吊牌,便用牛骨刻制。用骨牌替代纸牌后,继承碰和牌中的万、索、筒,共一百零八张,易红花为绿发,白花为白板,老千为红中,名“三箭”,各四张,共十二张。为增加趣味性,他又增“东、南、西、北”四风,各四张,共十六张,由此形成了当时流行的一百三十六张一副的麻将牌。
在改良成硬牌麻将后,陈鱼门又制定一系列的麻将和牌规则,并制定“台头”和“番”的概念,设定“中白白”和“东南西北”为“台”,将“清一色”、“混一色”和“对对和”设成“番”,以此计算麻将和牌的大小,陈鱼门还新创了“杠”、“吃”和用骰子定位的方法。经过陈鱼门整合改造的麻将,其打法与马吊相比,由繁到简,一经问世,便风行宁波。
《清稗类钞·赌博类·叉麻雀》记戴“麻雀亦叶子之一。以之为博,曰。‘叉麻雀’。凡一百三十六,始于浙江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杜亚泉《博史》称,“相传麻将牌先流行于闽粤濒海各地及海舶间,清光绪初年由宁波江厦延及津沪商埠。”
据文献记载,当时陈鱼门与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有公务来往,私下里是十分亲密的麻友,双方常常在宁波老外滩一带打麻将,因夏福礼地位显赫,陈鱼门发明的麻将也成为宁波上流社会和商界的热门娱乐活动,“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一些宁波商贾因沉溺其中,事业荒废,甚至倾家荡产,陈鱼门的这一娱乐发明,也被宁波人视为社会危险。为此,宁波民间将陈鱼门称为“屙老爷”,宁波有俗话,“屙老爷,造麻将”。
传播到世界
宁波发达的航海业,客观地促进了麻将的传播。
从唐朝起,宁波就作为中国著名的港口城市,开展对外交流,在宋元时期,宁波甚至已经开辟到日本的日常航线,双方贸易往来频繁。在地理上,宁波属于南北港口的交汇处,宁波以北,海岸线多平坦滩涂,沙船多平底,宁波以南,海岸线多暗礁,沙船船底为尖型。为此,南北船队常常在宁波进行易货运输。
在太平天国期间,因京杭运河阻断,江南漕运受阻,为此开辟海上漕运路线,作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第一批城市,航运业由此达到鼎盛,宁波形成强大的沙船商帮,有数万的船工常年穿梭海上。麻将成为他们的重要娱乐活动之一,并通过海上交流,传播到中国沿海省份和日本等地。
现在麻将在日本的流行程度可能超过中国。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本有3000万麻将爱好者,麻将俱乐部、麻将店达25000家,仅东京就有4500家。此外,日本还有一大批麻将杂志、麻将大赛、麻将博物馆。
除了日本外,美国也是麻将的重要传入地,1865年,祖籍安徽的戈鲲化任职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在居住宁波的10年间,戈鲲化与陈鱼门、章、陈励、陈允升、陆廷黻、徐时栋等关系密切。这位洋务派的官员,对麻将情有独钟,并留下许多诗篇。
在晚年,戈鲲化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成为全美第一位中国籍教授,他成为麻将的积极推动者,并将麻将传于美国的知识阶层,在哈佛培养了一批牌术精湛的教授,一度成为哈佛的校园轶事。早年胡适留学美国,便惊异地发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内有一大批麻将爱好者,顿时觉得不可思议。胡适曾将麻将称为中国人的特殊爱好,并称麻将是中国的国戏。
麻将的多变性,让它可以适合不同需要的人群,因此成为风靡的大众娱乐手段,形成南北不同、规则多变的多种打法。即便是在麻将的发明地宁波,也有陈鱼门宁波麻将规则的变异,形成奉化麻将、宁海麻将等风格迥异的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