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合力 成“不朽之盛事”
曹丕、曹植兄弟的才华孰高孰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迥异。
钟嵘的《诗品》,将曹操父子三人分别安排在上中下三品,曹操属下品,曹丕为中品,曹植则是上品。曹操被安排在下品,是因为他写了很多古风,风格质朴,气象悲壮,不符合当时潮流的口味。这个姑且不论,钟嵘对曹丕、曹植兄弟也是一个抬得很高,一个贬得很低。
《诗品》说,曹丕的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说他的诗太俗、太朴实,就像人们平常相对讲话一样。
对于曹植,钟嵘确实不吝赞美之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 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与钟嵘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刘勰,则认为兄弟俩各有千秋,只是人们同情曹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兄弟两人的才华完全颠倒了,认为曹丕、曹植“有仙凡之隔”,曹丕才情远远胜于曹植,仅《燕歌行》就胜过曹植所有作品。
对于文学创作,曹丕兄弟两人的态度也很奇怪。曹丕当了皇帝,日理万机,却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郁郁不得志,专门写作诗文,却十分认可杨雄的话:“辞赋小道,壮夫不为”。
叶嘉莹认为,曹丕“是一个有反省的理性的诗人,所以他在文学觉醒的大背景之下走了一条批评、衡量的道路”,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的论文,论述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认为,文学自有独立的价值,诗人和作家凭借文学是可以不朽的。
曹丕还提出 “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重要观点,认为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完全是从文学本身来衡量的,不再依附于任何东西,这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所以鲁迅先生认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至于曹植说“辞赋小道”,鲁迅认为大概是违心之论,一是因为他自己诗文写得好,所以敢说这话,二是他的人生目标在于建功立业,政治上不得意,“遂说文章无用了”。
叶嘉莹认为,在“文学的自觉时代”,曹植的觉醒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色的反省和把握上。从曹植起,诗人们就开始自觉地注重诗歌的对偶、铺排和雕饰。这虽然导致齐梁诗歌的雕琢,但从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应该说,曹植的创作实践开辟了新风尚,引领了后来的诗歌潮流。谢灵运夸曹植“才高八斗”,钟嵘抬曹植贬曹丕,都是因为他们是曹植的追随者。
而王夫之贬曹植抬曹丕,原因也在此。他认为曹丕“精思逸韵”,别人学不来,所以反而忽视;而曹植“铺排整饰”,那种对偶和词采,可以学得来,就像有台阶,可以一步步效仿,所以推崇他的人多。
“二曹”才华孰高孰低,至今难有定论。但没有疑问的是,他们协力创造了光耀千古的文学成就,让那个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枢纽。(姚伟 学术顾问 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 张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