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种过分联系的思路当然不对,但他对问题核心的把握却并无不当。基于此种把握,他十分看重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斗争,又把中国国内、党内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斗争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苏两党关系联系起来。他十分注意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认为苏共一些领导人从1959年起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攻击,是“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
毛泽东除了正面阐述这一道理外,十分重要的,是运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讲共产党必须要用专政、集权的方法,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国内外恶意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借古喻今的重要内容就是评曹操
长期以来,曹操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被看做同殷纣王、秦始皇一样,是个杀人如麻、权倾一时的暴君、奸雄。毛泽东也把曹操与殷纣王、秦始皇一块加以评价。他反人们的传统认识而议之,并且主张翻这桩历史旧案。在他多次评曹操的言论中所包含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权力,改革恶政、推行法治、提倡节俭、稳定恢复发展了社会。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总之,他认为曹操“不坏”。如果把殷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不正确的。”
翦伯赞在1959年2月发表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仅仅局限于对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后进一步发挥自己评曹操的观点时,包含了他评曹操的真实用意。他指出:曹操的功绩在于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为统一铺平了道路。而历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巨大功绩,就是依凭他手中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且杀伐决绝。对立面不是骂共产党搞“专制”、没有“自由”吗?毛泽东就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共产党没有自由”的叫嚣,毛泽东直言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与无产阶级自由势不两立,只能由一个灭掉另一个。
由上可见,毛泽东评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强调必须坚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同时,借古喻今,反对对立面对共产党所谓“专制”、“独裁”的攻击。
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毛泽东评曹操所强调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他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高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评曹操、反“正统”的观点,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过。1954年,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来。此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当时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出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就在当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了曹操《观沧海》一诗,并且说了一大段评价曹操的话,说曹操“了不起”,过去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反动士族和封建文化垄断者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这段评曹操的话,核心观点,就是要反封建的“正统”。他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确立了一系列带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原则,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独特的道路,要“独立自主”的讲话,此后,他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以及访问莫斯科时又说过,曹操这个人“不简单”,“很了不起”。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尝试通过“三面红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高速度”时,评曹操的话更多。此时他评曹操,除增加了赞扬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发展生产,为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等内容外,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提高了对曹操的评价,认为曹操不仅不是坏人,是代表正义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统观念,他不仅反复地讲:说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强调:我们党不能继承朱熹的正统观念,而应当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是因为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对一千年、两千年的错案,也要翻。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我们党也要为曹操恢复名誉。
十分明显,毛泽东谈到的要反对“正统观念”是他当时评曹操时所要表达的重要核心观点。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达这一核心观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模仿苏联,要走自己独特的路。我们党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围绕此点进行的。对这一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过概述,并且号召全党下定决心,用第二个十年时间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规律。”中国共产党要走中国独特的道路,恰恰是当时的苏共所不能容忍的。苏共历来以社会主义“正统”自居,“老子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观念十分浓厚,曾对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探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大加挞伐。后来苏共与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发生分岐,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不可否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共认为许多共产党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不大听“老子党”的话了。当时苏共就是这样看中国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搞的这一套,是由于毛泽东“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页)他们尤其对中共高举”“三面红旗”表示不赞成、不理解。赫鲁晓夫多次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在搞平均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在“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有重大分岐,“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赫鲁晓夫说的中苏两党的原则分岐,当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根本原则的分岐,但十分重要的分岐,是他们对中国探索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表示怀疑和反对意见。今天我们客观地分析,当年苏共所指责的中共某些失误之处,有些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进行的全面指责、全面否定,实质上是他们继承了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老子党”和社会主义“正统”的观念,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之处。
毛泽东当时所坚持的,无疑是对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特定的世界共运及中苏关系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初步尝试,同时在国内外又存在各种反对因素的情况下,要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十分艰难的。毛泽东当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决非今人所能理解。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就的毛泽东的性格,都决定毛泽东一定要率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时评曹操,反“正统”,一方面是借此表达他反对苏共以“老子党”、社会主义建设“样板”、“正统”自居,压中国共产党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泽东借此启发全党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苏联,坚定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邢金亮 霞飞 来源:《党史博采》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