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百年前,“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因忧患中国贫弱而写下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段话流传后世:“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与世界融合,国力渐强。然而,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国人的民族化问题却又成为新课题。对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洋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文化学者们再次将眼光锁定了年轻一代的思维动向。
这种忧患早在十几年前就引起各界争论。在文化界,“大师”们更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试图用文化的软棒“引导”中国青年。远的不说,单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就有两位文化名人的“思考”被媒体热炒。一是余秋雨先生探求“下一代人的文化人格”——此君惯于作秀,不必细说;而被尊称为“史学泰斗”的文怀沙老人也是忧思长远,称青少年容易在全球化的文化融合中失去民族化。
且来听听老先生的忧虑: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在历史上有融合四方的特点,但青少年一代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却会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文化中成长为缺乏民族化、没有民族特点的新洋派。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依据中华文化儒释道中“和”的智慧把握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处理好各类冲突,走向“和合”。
文老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互联网日趋发达,几乎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革命式的影响,对于善于接触新事物、渴望接受更多信息的年轻人而言,网络更是具有无穷的魅力。通过网络平台,年轻人可以获得更为具象的外来文化,从而对其潜移默化的民族化的内在基因造成冲击——这正是老一辈人所担心的。
然而,历史的车轮大步向前,正如人们已经意识到多元化已成必然趋势一样,民族化应当继承,但若以此思维来抵御时代的进程,那就是拉历史的倒车。更何况,网络无国界,年轻人正可借此越过各种藩篱与束缚,了解世界。
尽管在此过程中,也有人对年轻一代的“变质”提出忧虑,例如,网络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现代中国,‘智’青多,‘志’青少;‘愤’青多,‘奋’青少;‘忧’青‘多,‘优’青少;知道2·14(西方情人节)的多,知道5·4(五四运动)的少!”——梁先生要能再生,恐怕也要失望了。
但,诸如上述此类现象恐怕并不足以说明年轻人摒弃或缺乏民族化。什么是民族化的东西?难道说,只有那些穿着早已被历史淘汰的汉服、留着一头短发的青年才是民族化的原始精英?难道说,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去拜孔子就是“假洋鬼子”?难道说,外国人在接触网络时就没有所谓的民族化危机感?
要知道,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历史的演变中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文化,中西结合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150年前,有多少打着民族化旗号的文化人被时代所淘汰。何以到了今天,年轻一代就容易成为缺乏民族化、没有民族特点的“新洋派”?难道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当今民族文化的参与者?大师们,过虑了吧?
我们不知道文老先生所谓的“必要的引导”是什么良药。众所周知,马与驴结合,会诞生骡子,这是自然规律——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科学家们也许真的可以通过某种手段使马与驴的后代不变种吧。难道,民族化就是这种药?那恐怕还得从婴儿时期开始服食,否则十几二十年后,难免又会成为“新洋派”了。
作者:谭庆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