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面开来一艘灯火通明的船都看不到
建元轮此刻正从基隆匆匆赶往上海,船上装的是上海人必需的两样东西:煤炭和木材,载货量超过2000吨。建元轮是一艘货船,不载旅客,但有船员72人(台湾方面的说法是120人),属于建新航业公司,委托益祥公司代理,乃荣氏家族产业。
马上就是大年三十了,水手们同样思归心切,走得自然也急。但它不曾预料到,漆黑的大海上会没有任何征兆地被拦腰撞上。
呈丁字形的撞击据称不算太猛烈,太平轮上一些早早入睡的乘客甚至没有被撞醒。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搞清它们互撞的准确部位在哪里,弄不明白导致两艘轮船先后沉没的终极原因究竟是什么。同样的情况在太平轮失事一个半月前爆炸沉没的江亚轮上已经发生过(江亚轮原为日本于1939年建造,抗战胜利后留在中国。1948年12月3日,在上海吴淞口外由于返航的中国战机弃弹误中而沉没。据资料,实际载客逾4000人,3000多人遇难),3000多条无辜的生命沉冤海底,同样换不回一个准确的教训。出了事,至多追究到责任的层面,然后抒发一点悲怆、缅怀之情,仅此而已。
被撞坏了腰脊的建元轮首先撑不住了。仅仅5分钟后,它便开始下沉,顷刻之际便被海水吞没,全船72名员工,只有2人最后获救。
太平轮最初还看不出太大的异样,茶房甚至安慰旅客,建元轮已经下沉,我们没事,大家不必惊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暗夜中,太平轮惶惶发出求救电报,随即向右转舵,试图自救。但此处水深,不利救助,它必须再行几海里抵近附近岛屿,然后冲滩搁浅,才可能摆脱危局。奈何船体已因严重超载而倾斜,只踉踉跄跄行进大约二十来分钟,就再也承受不住从舱底不断涌入的海水,首先是船首右侧沉入水中,然后是右侧后舱,旋即是整个船体,轰然一声掀起一个巨大的漩涡,把甲板上密密麻麻的求生者席卷一空……
轮船灭顶的那一瞬间,有目击者说,原先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呼救声、惨叫声,突然全部消失,漆黑的海面上死一般沉寂。
永远到不了基隆的“东方泰坦尼克”
据事后统计,太平轮上除了有购票登记的508人(男性为269人,女性为239人)。另外还有没有购票挤上船的旅客约300人,加上船上工作人员共有932人。其中特等舱50人,二等舱160人,其余挤在三等舱。出事后三小时,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救起38人,被救起者有李述文、葛克等34位男性,另有4位女性。其中葛克是“国防部”参谋,袁家姞是袁世凯孙女,后成为葛克的太太。
其他约900人均死亡。包括刑事鉴定专家李昌珏的父亲李浩民、音乐家吴伯超,海南岛受降代表王毅将军、山西籍“国大代表”邱仰、“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两个儿子、蒋经国留俄时的好友俞济虞(蒋经国曾写文怀念他)、中央银行首批派台公务人员30余人。
当年的“国防部”参谋葛克少校是侥幸生还的太平轮乘客之一,时年34岁,其妻和三个孩子全部遇难。作为太平轮善后委员会的成员,葛克的证词至今仍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库房里:
“……(我)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我们立在烟筒左侧,船向右边倾倒,不一会工夫我觉得脚下冰冷,怀里的两个孩子与紧挽着手臂的妻与幼儿不知何时冲散了。我立即把皮鞋脱去,手枪丢掉,抓住水面上一只木箱,是时有风浪,不能随心所欲,木箱亦因进水而下沉,适有一块木板,上面坐有三个人,我即弃箱就木。这样随着海浪漂流,直到天亮七点钟才有一艘外国轮船把我们救起……”
“太平轮”案未有终结
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敲,太平轮的直接驾驭者和它的老板,都对这次灾难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出事后,众口一词的谴责都离不开两个字:渎职。
有幸存者追述,“船长在浮筒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对这一说法,中联公司副总经理马斯才在1949年4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庭审中予以了证实:“船长杨俊坴已遇难。”但船长后来移居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子女对此说并不认同,他们仍旧相信父亲是失踪了,还没有回家。
逝者已矣。他带走的不仅有生命,还有尊严、真相和责任。
1949年5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数十万大军的强大攻势下,上海宣布解放。
(摘选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