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由卫入秦,效力于秦孝公。鞅以变法之锐见谏于孝公,孝公允之,遂使秦终成一统霸业。“商鞅变法”初中学生都知道的。司马文公在《史记》里特辟“列传”记之。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是实行土地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土地流转,更有利于整合土地资源、发展经济(当然也出现不少弊端待纠正)。二是奖励耕战(耕织和军功)。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对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国家还可免去其徭役。这大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杀敌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一条非常重要,也是商鞅变法受到巨大阻力的根本动因所在。三是在全国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和巩固了中央集权。商鞅可以算得上是中国行政规划的鼻祖。
“奖励耕战”思想是我们现代社会实行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奖勤罚懒之渊源,今天仍然有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必要。推行“县制”,同样是现代社会行政区划研究与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与我国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之义吻合,同样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新中国在地方行政区划改革方面,历来也在局部上做过多次调整;已有消息说,我国的行政区划在一二年内会有更重大的调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能不能用好这个宝库是我们能不能跻身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的关键;有的人还想去西方找出路,历史早已经证明这种把眼睛盯住西方,拾人牙慧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任何只是把中国文化宝库当成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挂在胸前炫耀,而一头扎进西方文化觅食的人,万勿信他!
商鞅变法提出的主张,受到官位权势比他大得多的,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反对。《史记-商君列传》记录了商鞅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秦孝公面前对杜挚的“世俗之言”所作的一段精彩博弈性雄辩:“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傲于民。愚者罔成于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以与虑始而可以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商鞅进而又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二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我认为,商鞅的这一番滔滔雄论,除了“民不可以与虑始而可以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有一点与现代社会的“人民观”有悖外,其它都是可以置之座右的至理名言;余历五十余年从学、从农、从工、从教、从政生涯实践中深有体会与感悟。
唐代诗人韩翃的《赠别崔司直赴江东兼简常州独弧使君诗》有云:“官重法家流,名高墨曹吏”。中国的史家一致是把商鞅作为“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不是儒家是正确的。我们从他的这一段短短的雄论中可以看出,有好几个地方对“人民大众”都是比较轻薄、瞧不起的;不仅如此,他对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是看不上眼的,认为他们“溺于所闻”,“居官守法可也”(墨守成规、照本宣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不能和他们讨论研究重大问题(“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这与儒家一贯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德治、仁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重民”思想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
商鞅对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变法反对派的观点的态度是针锋相对,据理批驳,一点也不客气,不留情面的:他当着秦孝公的面说“龙之所言,世俗之所言也”;对杜挚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的鼠目寸光做出了“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的批驳。秦孝公对商鞅的观点和主张大加赞赏,皆曰其“善”!
毛泽东说过,领导者的责任主要干二件事,一是用人,二是出主意。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而霸,他是一个合格的君主。孟子曰:“得民心者得天下”,光潜曰:得善治者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