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炫风》作者何建明
中国青年报:请简要介绍《炫风》这本书。
何建明: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也最能代表国家的形象和实力。当下正面写城市发展的作品并不多,我以为撰写这个重大题材义不容辞。采用《炫风》的书名是想表达:中国城市化建设正在通过创造财富来改变世界的格局,使中国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在世界上刮起一阵轰轰烈烈、势不可挡之风。
中国青年报:你选择了九个城市:苏州、深圳、义乌、东莞……选择并描述这些城市,能否基本勾画当前中国的发展史?
何建明:中国的城市化不均衡。书中提及的城市分布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形态。义乌通过发展小商品经济而崛起,是从农村走向现代化城市的典范;重庆被设为直辖市后,仅用10年时间迅速崛起,发展速度在世界城市史中前所未有;东莞在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引进外资,成为外资在中国的商品加工基地……它们的启示是:中国之所以在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从一个窘迫国家成为强国,跟城市的发展有直接关系。所以它们的发展,是中国30年来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的缩影。
中国青年报: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精神人文的丧失、传统文化的断裂?
何建明:我是一个城市的歌颂者。但并不意味着我对中国城市化建设当中存在的问题没有认知。东莞原来是拥有100人的城市,现在增加到1000万人,其中外来的农民工有很多。如何把这些农民工本土化,这是个非常大的工程。当地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远远不够。重庆到处大厦林立,大桥四通八达,但住在长江大桥底下那些小破屋里的人,可能还处在四五十年前的生活状态——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已经被意识到的但还未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反映。我的作品没有完成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在5年之内由穷光蛋变为百万富翁的人,在文化素养上也立刻从一个野蛮人变为一个文明人。对于我们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青年报: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从奥运到世博会,你的作品和国家命运结合紧密。你提倡“要在场”?
何建明:有人说我的写作手法是“国家叙述”。我无权干涉别人一辈子写“草”,一辈子写“风花雪月”,但我认为主流文学必须要跟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不管高尔基还是托尔斯泰,他们创作的大作品都和他们身处的时代紧密相关。作家必须把自己融入时代主体,必须负责任地创作与大时代有关的大作品。
我是贫民出身,因此对于草根发自内心地同情。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我想用作品来表述现实生活之中不平等的,具有批判性的东西,所以写了《落泪是金》和《根本利益》。后来我开始关注一些我觉得特别激动人心的、非写不可的大事件,比如非典、抗震救灾。有的作家平时很牛,一到这种涉及生命、命运的时刻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认为一个作家在这种时刻不去参与、不去记录,就是严重失职。
中国青年报:但是读者对“主旋律”往往有一点说不清的距离?
何建明: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呵护。我们既要有关乎时代及国家事件的大作品,也要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甚至对有争议的东西也要从两面看:它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它有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带来启发?我是一名歌颂者,同时也是一名善意的批判者。我并不是在弱化批判,批判也是为了建设。
中国青年报:现在社会上对作家颇有批评,你怎么看?
何建明:中国作家缺失的是对生活和时代本质的认知,跟现实生活、主流生活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所以他们的作品描述现实生活不到位。这造成了作品既不能鼓舞和影响读者,也不能喜闻乐见。真正呈现当代现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品是缺位的。
为什么现在的作品读者不愿意看?他们写政界领导腐败,却触及不到那些高级干部到底如何腐败;他们写商人如何做生意,却只了解一点皮毛。所以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看不起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