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书·王蒙：道通为一——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_中华文化-孔子-孟子-又是-无为而治

　　“道通为一”这句话来自《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意思是说，细小的草棍和一个大柱子，一个丑陋的人与美女，宽大的、畸变的、诡诈的、怪异的等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从道的意义上讲，都是相通而浑一的。与其他中国古代圣贤相比，庄子很强调“通”的概念，给人印象很深，颇值得思考。

　　我为何要找出这么一句话来谈呢？现在很强调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广泛了。我曾听过一件事，一批教授去访问美国，美国的听众问，你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跟我们说说，怎么博大精深的吗？一位教授回答：博大精深，又博、又大、又精、又深，这怎么能说呢？这样的“不可说”未免令人哭笑不得。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爱好者，一直在思考，我们中华文化能否从整体上，从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概括一下？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谈传统文化？我抱着向读者求教的态度，来试着谈一谈。

　　中华文化的理想追求

　　首先，我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最突出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对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十分坚定。

　　中国古代的理想追求，还有一个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老子的话，但孔子其实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论语》快要结束的时候，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不就是舜吗？舜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端端正正坐在北面，向着太阳，各种事情就都有条理地展开。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一切行为都符合公德、符合他人利益、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就好像一个人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规，那他就根本不用考虑哪儿会有交警。而权力存在的最糟糕状态是什么呢？老子说，“其次，侮之”，就是权力和被权力管制的人之间相互轻蔑。所以，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好了，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还有更深刻的一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强调了权力的意图应与人民的意图保持一致。

　　尚德 尚善

　　中华文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统一机制。比如治国平天下，依靠的是文化、道德、仁爱，实行的是仁政，道德上有示范作用，才能得民心、得天下。它号召用道德、仁爱、善良等等来治理国家。而人的道德与善良从何而来？《孟子》里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强调，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老子也说，“能婴儿乎？”这是老子对初心的提倡，要和婴儿一样天真无邪，善良纯真。古之圣贤认为，人性是善良的，都会自觉地不做危险的事情，所以执政也需要宣传仁爱的政策，才能得民心，而民心就是天道，符合民心，也就是符合了天道。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是一个笼统而复杂的存在，对于“天”这个概念，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而老庄喜欢从哲学上总结。总的来说，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天即道，道是没有名称的，既是本体，又是方法；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既是起源，又是归宿；既至大，又至小、至微、至精；既是正面的，又是反面的。所以天的概念，既是哲学的概念，又是道德的概念，还是通向信仰的准宗教概念。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就出现了一个景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了；把天性、人性、为政、道德、信仰、终极追寻统一起来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可以理解，中华文化很大的关键就是崇尚道德、崇尚性善，可以说这是一种理论，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仰。当然历史上也有“性善”与“性恶”的争论，但在事实上，性善的观念长久以来已经被老百姓所接受，已经深入世道人心，所以某种意义上，它从思想变成一种信仰，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诉诸天良”。

　　尚一 尚同

　　中华文化还讲求尚一、尚同。现在世界上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有这个概念——通了之后要同，通就是同，同就是通。道通为一，就是多种角度说来说去，其实是同一种道理。尚一、尚同是因为中华文化追求一元论，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天下）定于一”，中国人还爱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看到了一，也看到了多，看到一与多的转换，强调掌握一以后，什么都解决了，所谓“一通百通”。

　　孟子认为，实行仁义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实行仁义并不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艰难，实行仁义就好像为长者折枝，只要把树枝撅下来就可以了。到了王阳明那里，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只要安了好心，就可以干好事。而在孙中山那里，又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因为他看到，很多关键问题的解决，先是需要改变观念。有些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背景，就会得出一些偏离实际的判断，比如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就比较低，他认为孔子说的事情都是常识以内的东西，甚至算是幼儿教育。但是黑格尔不知道，中国恰恰是把常识以内的事情看得很重，这也是化繁为简的思维方法。

　　中庸之道与穷通变化

　　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中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既不要过于峻急，也不要过于迟缓，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但他只是说“如浮云”，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时代，认为精英就当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他强调有至人、有真人。

　　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观点，《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是“穷”，穷就要变，变了才有出路，才可维持下来。到了庄子的时代，更喜欢用的字是“化”——与时俱化。“化”与“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一和同、天下定于一、吾道一以贯之，似乎很呆板。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充分理解战争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

　　在中国，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走通。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如今，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