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何以长寿？_自由-的人-境界-必然性-鲁迅

　　张世英这个名字，我已熟悉、景仰近半个世纪了。

　　1971年，我在首都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书名记不确切了）。包着棕黄色的牛皮纸，一共四册，已经很旧。当然，这种深奥的哲学书，我是读不懂的，就结合列宁的《哲学笔记》“硬”读，写了近千张卡片，至今保存在我的卡片箱中。

　　1981年协助周扬同志撰写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报告，执笔人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要我帮查出处。恰好遇到乐黛云老师，我随意跟她提了一下。想不到晚上在写作组居住的友谊宾馆接到她的电话说查到了，并自豪地说：“是询问了张世英先生，他从刚刚拿到的最新德文版《黑格尔全集》上查到的。”一时间，写作组沸腾起来，感到有了最高的权威根据。

　　自此我更加景仰张先生，看到他新出的书就买。一本《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啃”了很多遍，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和后来的文章中将鲁迅定位为：“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具有‘精神诗性’的伟大思想家”，就是受这本书和张先生其他书文启发得出的。鲁迅终生坚持“改造国民性”，为了启示不“悟自己之为奴”的中国人觉醒，克服奴性，增强悟性，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苦斗了一生。这正是鲁迅高于其他现代作家，至今影响犹深的根本原因。

　　因此，当我看到2018年4月10日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以整版篇幅刊出张世英先生的长篇文章《做一个诗意的人》时，简直激动得跳起来了。细读了好几遍。

　　恰好一位“发小”来访，见我刚出版了116万字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又在进行《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的大工程，好心劝道：“人是要服老的。你已经七十三了，出的书也不少了。应该歇歇，享受人生，多活几年。不要再拼命了！”我听了，提起报纸反驳道：“你看人家张世英先生，已经八十多了，还发整版的大文章！我刚过七十，怎能止步呢？！”

　　但这次我是说错了！7月30日光明日报“光明学人”的整版大文《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之思》，又使我一惊！张世英先生哪里是我印象中的八十多岁啊，已经九十七岁啦！不仅思维敏捷，还能不戴眼镜，从智能手机上浏览文章！

　　八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更使我一惊：九十七岁的张世英先生给大会提交了大论文《做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对这次大会各有说法，但一致认为张先生的学术演讲主旨高渺，深刻透辟。诗意和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非常稀缺的精神元素。

　　我将光明日报刊出的文章与微信中得到的演讲稿对照着又细读一遍，倒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哲学家何以长寿？

　　演讲稿与报纸上的文章基本相同，都是讲人生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求真境界”）、“道德境界”（“求善境界”）和“审美境界”（“求美境界”）。但演讲稿题目上加了“自由”二字，更为明晰地从人对自由的认识来解析这四个层次——

　　人生之初，无自我意识，不分主客，不能区分我与他人、他物。在这第一个最低层次的精神境界中，人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舍此别无他求，称之为“欲求境界”，此种境界，其“异于禽兽者几希”，也无自由之可言。

　　第二层是“求知境界”。大家都熟悉来自斯宾诺沙的一句话：“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强调“人只有认识了这种必然性，按必然性行事，才是自由的”。这一思想，有其合理之处。但否定了人的精神领域中的自由意志，却是片面的。人除了科学认识的“自然威力”即必然性，对之“服从”之外，还应该有完全由自己做主的自由领域。

　　古代向中世纪过渡时期的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最早提出了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有自由行动的能力，即是说，人的行动可以不为外在的条件所决定，而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通过自由意志，人从自然的必然性规律中解脱出来。

　　这一说法又容易使人把自由曲解为脱离必然性规律而任意为之。康德则指出人有两重性：一重是自然方面，一重是自由意志方面。康德对人的自由本质的上述分析，否定了所谓自由不过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自由意志论的论调，明确阐述了自由需要超出必然性的学说，认为要做一个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人，就是做一个凭道德良心之“绝对命令”行事的人。在西方哲学史上为人的自由本质第一次做了细致的、系统的论证，是康德的一大贡献。这就是第三层：“道德境界”。但康德的论述抽象晦涩，把自由放在超验的领域，尤令人感到脱离现实，至于把道德行为看成完全自由的看法，也有不周全之处。

　　第四，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审美”比起“道德”来更深入地进入了“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之境。不再着重注意认识到某具体对象“是什么”这种主客彼此外在的关系，而是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从而达到一种情与景交融的境界，主与客合二为一，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进入了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情境”，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用关系。黑格尔说：“在审美中，欲念消退了”，对象（客体）作为“有用的工具”这种“异己的目的”“消失了”，那种“单纯应该”的“有限关系”也“消失了”。“由于这些，美的关照就具有自由的性质，它使对象成为人自身自由的和无限的东西，而不再作为有用于有限需要和意图而满足占有欲和功利心的东西”。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德国美学家席勒明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审美的人”，只有“审美的人”才是“完全的人”“自由的人”。在“审美直观”中，单纯“感性冲动”和单纯“理性冲动”所给人的限制、强迫感“都被排除了”。使人成为超越“伦物”世俗、“达本而识真源”的完全自由的诗意的人。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意地栖居”。

　　在一层又一层的“深度思考”中，张世英先生在宇宙自我、古今中外的“万有相通”的哲思和古典诗词的“玩味无穷”中，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以审美的高远境界与深刻眼光看待日常事物，不斤斤计较“衣饭”“伦物”，而放眼于隐蔽在其背后的母源——无限之“意”，“于伦物上识真空”，让胸襟开阔起来，优游于自由自在的境地。张世英先生在这种充满诗意又愚朴素雅的慢生活中，超脱了凡尘，增强了体质，比享年九十五的冯友兰、张岱年、梁漱溟先生还长寿，使北京大学哲学系更加无愧“长寿系”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