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这是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引用的一句古语。该句出自《荀子·儒效》，完整的表述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其处齐三十余载，三度执掌稷下学宫“祭酒”显位，兼收并蓄，博洽周流，积薪而上，独成一家，是战国末期儒家乃至先秦诸子之集大成者，冯友兰先生誉之“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与先师孔子境遇类似，他虽胸怀王道，却屡屡碰壁，无论赴齐、入秦，还是适楚、归赵，其抱负皆不得施展。于是荀况晚年退居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著书立论，为后世留下《荀子》三十二篇。正因学说成于后，具有博采众家的优势，其书涵括政治、经济、社会、人伦、生态诸多领域的主张，并专列《非十二子》一章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批判性总结，是当时少有的关乎治国理政的系统性著作。
习近平主席所引文字，出自《荀子》第八篇《儒效》，属于该书的核心篇章。“儒效”，顾名思义，即指儒家之道的效用，这是古代中国君臣贤哲反复讨论的议题。荀子在该文中，即竭力论证作为儒者在治国理政中的关键作用。当论及儒者所应具备的素养时，荀子明确指出，对于求知闻道而言，没有听到不如听得到，听得到不如看得到，看得到又不如心中理解，而心中理解不如亲身实践。唯其达到了亲身实践，学问才算是达致知行合一的化境。
专就此句原意而言，荀子主张学习本身并非目的，学习的目标在于实践。古今所有贤达，能够做到明辨是非，言行一致，为人处世无所差错，就在于他们勇于实践，且善于将所闻所见所知所思付诸实践。因此，知而不见，知识即使渊博也难免多有谬误；见而不知，知道虽多亦不免由于理解不足而频生错讹；知而不行，理解了却迟迟不去践行，知识就算敦厚丰富也终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言以蔽之，一旦与亲知实行相脱离，儒者的见解虽偶有所得，然究其实质也终非真知真得，并不具备普遍意义，用这种经验去处理问题，一百次尝试恐怕一百次遭遇失败。可见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荀子强调学以致用、注重践履，甚至认为行高于知，知识要通过实践检验，此看法在先秦时期颇具特色。
关于知与行这一对重要哲学范畴，南宋朱熹与明代王阳明皆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须在行的前面，行重于知，二者是并列又相互启发的关系。三百余载后，王阳明在贵州处困居厄，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他常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其要点大致有三：知行只是一个功夫，不可分割；知行是一种辩证统一，互相实现；知行合一既是道德实践，也是政治实践。到了近代，在反思中国革命失败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行易知难”的主张。在他看来，首须破除“知易行难”的传统观念，此为革命难成之大敌；其次揭示出“行易知难”方为救国之道，总之行动就是一切，有志者事竟成。可见孙中山这一“革命哲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针对性与战斗性。
从荀子到孙中山，历代贤哲对知行问题的讨论，尽管观点不一，侧重不同，但都聚焦于一处要害：每个人大都了解自身缺点，但最大的软肋是知道却往往改正不了。为人处世之难，无非知行不能合一。
虽世易时移，不过荀子关于知行关系的观点，依然颇值后世借鉴。对从事地方治理或部门管理的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就是要勇于任事，知行合一。例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在十八大后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上求“稳”、观念上求“守”、心理上求“躲”，与之相反，还有部分党员干部盲目攀比，好大喜功，哗众取宠，一味迎合。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乱作为，虽然成因复杂，形式多样，但究其思想根源上的病因，都是干部自身没有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正基于此，党员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担当，秉承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统筹兼顾、行胜于言的正确观念，方可既避免“坐等出事”的不作为，又克服“过犹不及”的乱作为，成为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好干部。与此同时，在处理当今国际关系上，“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亦有其可取之处。当今世界，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然而人类也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因此，各国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中国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积极主张，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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