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张文彬同志走了。应该说我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毕竟老人家已久卧病榻。但当这一刻来临时，依然感到难以接受这位贡献卓著的文博领导者，这位谦谦君子、渊博学人和慈祥长者真的离开了。位高而不恣、才高而不矜、德厚而不张，写就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一撇一捺。文彬同志生前有6年时间在中国博物馆协会任理事长，后又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这让我们之间有了不少近距离的接触。和他的来往，让我终生受教。
我心目中文彬同志的形象是高大且亲切的。高大到让我倍感仰视和崇敬，亲切如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毕生与文博事业结缘，杰出成就早已为业界所熟知，而我在老人家身边亲历的事也反复印证了他为政为人的崇高风范。
文彬同志对事业抱有赤诚之心，又富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之一，是亲自领导申办和策划了2010年国际博协第22届上海大会。前后5年申办和策划的时间里凝结了他的赤诚、辛劳和智慧。2006年5月的巴黎，他亲自登上国际讲台，面对13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官员，用渊博的学识、亲和的态度、儒雅的风度征服了现场的人们。当有国际同行对大会主题提出疑问的时候，他温文尔雅、引经据典，将坚定的原则娓娓道来，使人们信服与感佩。2010年的上海大会是中国博物馆走出去进程中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是“遗产”最丰富的全球博物馆盛会。遗憾的是，文彬同志在大会召开的前几个月病倒了。但病床上的他依然惦记着上海。在表达祝愿大会成功的信件里，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如今，时间已经过去近9年了，许多国际友人还在反复询问着“那位和蔼可亲的张教授”的健康状况，并送上衷心的祝福。
20世纪90年代末，当生态博物馆这种全新的博物馆类型引入中国的时候，文博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文彬同志坚决支持苏东海率领的团队在贵州开辟“实验田”，为博物馆和企业搭建交流平台的“博博会”也同样得到了他全方位的支持，出席开幕式的领导都由他亲自出面邀请。
文彬同志待人的温雅宽厚是出了名的，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却严格到近乎苛刻。在一次筹备第22届大会的工作会议上，文彬同志和我与合作方出现了巨大意见分歧。我年轻气盛，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而文彬同志却自始至终平静地倾听着对方意见，还趁没人注意时在我面前的记录本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下“别着急，要冷静”六个字，如此气度让人肃然起敬。2006年8月，我陪同文彬同志到巴黎参加国际会议。会开到一半时，老人家在我耳边轻声说“你扶我出去坐一会儿吧”。那时，他面色苍白，出了满脸虚汗，起身时都有些站不稳，出现了糖尿病病人严重低血糖的反应。在会议室门口一把椅子上坐定后，老人家还是那样轻声地说：“你帮我去找两块饼干和一口热茶吧！”稍事休息，他便不顾我的一再阻拦，坚持返回会议室，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认真听大家发言，直到会议结束。他担心我回国后挨批，反而不住地安慰我。
2013年，国际博协决定把终身荣誉会员这一博协的最高荣誉授予文彬同志，以表彰他“无论在国家、地区还是国际层面上，为国际博物馆界所作出的持续的、杰出的贡献”（颁奖词中的一段话）。由于那时他已经不能亲自去巴西接受荣誉证书了，所以国际博协决定邀请他的孩子代他出席，并承担全部费用。文彬同志得知后，让老伴崔老师专门把我叫到医院，反复询问他孩子去“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会不会给组织添麻烦？”一直等我把来龙去脉逐一解释得清清楚楚，才勉强应允。
文彬同志也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到与所有老年人一样希望自己被认可、希望自己被证明“很出色”。在我看来，老人家对获得国际博协终身荣誉会员这件事还是很看重的。当我们把从巴西带回来的荣誉证书送到他病床前的时候，他笑得很开心，有些自得，甚至还有一点可爱的羞涩。可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其实没做什么，是我们国家强大了、博物馆发展了。”从那以后，那个漂亮的镜框一直摆放在他病房的书桌上。
这样可敬可亲可爱的文彬老领导真的走了，让我怎能不想念他？
（作者：安来顺，系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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