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冷板凳”热起来_古籍-保护-国家图书馆-中华-普查

　　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是物质形态的文物；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个是古籍——刻印在甲骨文、竹木简、帛书、纸等材质上的典籍，记载了大量中华民族文化形态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历史见证。

　　古籍中有丰富的内容可服务当代。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获得启发，采用冷水榨汁再浓缩成药的方式，成功提取青蒿素有效成分，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不愿“露富”到打开心结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留存至今的万不存一。为摸清家底，中国2007年开始启动古籍普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制定标准开始，没想到历经漫长的磨合。刚开始，我们希望普查尽可能详细地对古籍进行著录，却遭遇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比如版本，一部书，有说是明版，有说是宋版，有说是明或清的仿宋版，莫衷一是。后来调整标准，让著录项目尽量简洁，只留书名、著者、版本年代、册数、存卷等必备项目，加快了普查进度。目前，全国已累计完成260万条普查目录，占古籍总量的80%以上。

　　刚做普查时，有的收藏单位不愿意让外单位的人介入登记，不愿“露富”。我们专门解释，整理出来的目录和古籍还是归属自己，大家的疑虑逐步解除。

　　在古籍普查登记基础上，目前，《中华古籍总目》国图卷、天津卷、水文卷等编纂工作已陆续启动。

　　比“五年规划”还厚的文件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国务院颁布，入选的版本基本与“国宝”无异。当时向国务院提交文件的时候，仅目录就一厚本。国办的同志说，没见过这么发文件的，即便是国家“五年规划”也没这么厚，还有好多生僻字。

　　光发文件还不行，国务院的文件是“户口本”，单部书有文化部颁发的“身份证”，才具备法律意义。目前，已公布5批名录，12274部古籍入选，第六批正在评审，有的省还建立了省级名录。

　　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要国务院批准，彰显了政府的作用。现已命名180家，同时公布古籍存藏书库的建设标准，投入要求地方政府文化资金。由此带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善库房条件，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保护。

　　2010年，原文化部命名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组织开展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清宫珍籍、山西省国家珍贵古籍、云南“纳格拉洞藏经”、陕西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古籍超过330余万叶，带动全国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建立专业古籍修复室247个。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8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获得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

　　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在古籍修复用纸、古籍文献装具、古籍库房环境、脱酸等研究方面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杜伟生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古籍中最“冷”的板凳，正一步步“热”起来。

　　现代技术化身保护神

　　现代科技为古籍化身千百、服务社会提供了便捷条件，有效地保护与传承珍贵古籍。截至目前，数字化的资源库发布总量超过3.2万部，国图2/3的古籍善本实现在线发布，数量相当于8部《四库全书》的规模。全国累计在线发布古籍资源已超过6.5万部，古籍中的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上世纪90年代末策划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宗旨，精选重要和珍贵的古籍版本影印出版。第一期出版了758种8974册，二期583种4421册，先后入藏国家图书馆、31家省级图书馆、100所高等院校以及国内外学术机构，赢得学界广泛好评。它相当于“新善本”，让前人的好东西多了个保护和传承的渠道。

　　目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已累计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126人。复旦大学成功申办古籍保护一级学科，并成功申请古籍保护博士学位点。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建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

　　存世的中华文献典籍，有数以百万册流存于海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存世孤本。2016年启动建设的“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收录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72.6万条。国家文物局委托的“海外中华珍贵古籍调查项目”，则收录海外中华古籍宋元明近2万部古籍书目信息，采集4000余幅古籍书影。我们开展海外藏《永乐大典》数字化回归工作，现累计出版海外藏《永乐大典》57册。2014年，北京大学斥资1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亿元）从日本大仓集古馆购得“大仓文库”古籍，共931种28143册，其中文津阁《四库全书》抽出本，被专家鉴定为存世孤本。2018年6月26日，国家图书馆接受日本细川家族永青文库捐赠的36部4175册汉籍。

　　古籍里的文字活了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系中华民族的根脉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古籍保护，会发现还有些难题待破解。

　　比如古籍保护在立法层面有缺失，相关的《文物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对古籍也不具备适用性，古籍保护在经费投入方面缺少有力保障。再如很多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申报完后保护的具体措施没跟上，研究利用做得不够。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参与进来。

　　除了纸质古籍以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石刻文献，像碑铭、摩崖、墓志等，在田野中遭受着大自然的酸雨、风化等侵蚀，如安徽天柱山三祖寺旁“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刻满了自唐代以来1200余年间的摩崖石刻，据说有四五百块，其中不乏王安石、李师中、苏东坡、黄庭坚等名家大家的刻记。建议古籍保护中心搞一个专项，通过传拓、拍照等方法，把它记载下来，列入古籍保护的范围。

　　现在普遍重本体保护、轻挖掘整理，对古籍融入当代生活、造福民众还没有破题。古籍文献中可供挖掘的内容十分丰富，现在的制造业、旅游业、文化事业甚至外交国防事务，都可以从典籍中寻根溯源，回到古籍寻找答案。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很多旅游点都是从典籍中挖掘出来的。例如西安永兴坊，通过挖掘古籍文献，将文献记载中的各种陕西小吃汇聚一地，在占地不足1公顷的地方创造了商业奇迹，成为餐饮市场上的范例式旅游点。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包括阿里巴巴、抖音等，都看到了新形态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开始瞄准传统文化领域。善于借助市场主体，将古籍导入市场，更加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才能传承文化。

　　（作者系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