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说：“希望大家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左传》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高的境界。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社会影响力大，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引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左传》是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所著，全称《春秋左氏传》，被奉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引言相关内容是：公元前549年，晋国执政范宣子向鲁国大夫叔孙豹请教何为“死而不朽”时说：“我先祖从舜、夏、商、周以来，世袭贵族不辍，这就是不朽吧？”叔孙豹回答：“这只不过是世代为官受禄，并非不朽。鲁国贤臣臧文仲去世已久，但他的话还在流传，所谓不朽，当如是！我听说‘人生最高目标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如果能在其中一点有所建树，流芳百世，虽逝犹生。”
叔孙豹把这种不朽观用立德、立功、立言加以界定（即“三立”或“三不朽”），并对世俗观念予以清晰的价值导向，体现出可贵的文化自觉。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对“三立”阐释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三立”把人生价值标准精确定位，使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融入无限的“大我”而获得精神永生，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对后世影响深远。常有人以“三立”或“立三”为名，即取此意。历代英雄豪杰以不同方式唱响人生成功的这“三部曲”，共同谱写出华夏文明史，如周公、管子、孔子、孟子、张良、诸葛亮、唐太宗、范仲淹、王阳明等等。
成就冠绝明代的王阳明是其中杰出代表，他融道德、事功和治学为一体，光大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军事家，他出奇制胜，屡平叛乱，成为有气节、有担当的保国功臣而功德圆满。作为思想家，他集“心学”之大成，立论认为：“致良知”就是“明明德”，从“格物致知”到“修齐治平”，都是“明明德”的过程。知行合一既是“明德”之本体，又是“明德”之功用。“明德”是本心的德性，这意味着“明明德”需向内求，发明本心，使自身德行主体建立起来，就会自觉自发地“仁民爱物”。他开宗立派，桃李遍天下，其《传习录》《大学问》等书皆为传世经典。他开创一代学术新风，并引领明清到近现代的思想解放潮流，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梁漱溟等都颇为受益。诚如后人在王阳明故居用楹联对他一生的总结：“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他终身力行“三立”，实现人生最高价值，其思想远播日、韩、东南亚和欧美等地，至今为人乐道。
德、功、言三者关系密不可分，立德是立功、立言的基本前提，而立功、立言是立德的自然结果。儒道释虽然各自要旨表述有异，但都以立德作为根本。“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本义是遵循自性本心，顺应自然之道，彰显人伦价值。具体而言，“德”涵括仁义、诚信、温良、恭敬、礼让、谦和等美好品行。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起以“德”为本的价值观，后被孔孟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王道仁政，被《礼记·大学》发展为“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
“三立”是实现人类终极关怀的三种根本途径，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价值观，即人生意义在于奉献而非索取，个人不应只为自己活着，而应为群体着想，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为社会作出有益贡献。前人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人要活得有意义，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三立”虽非易事，却是人人宜做之事。能否做到“三立”，并不完全取决于职位高低和能力大小，平凡人也可以做到。“三立”在当代简单地说，即做人、做事、做学问。
“立德”就是树立德行的榜样。这就要求修养身心，尊道贵德，劝善行善，俯仰无愧。作为员工，忠于职守。作为晚辈，孝敬长辈。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以德育人，以道化人，以爱成人。“立功”就是建立成功的事业。这不局限于宏图大业，只要用心做事、造福他人，在日常生活和平凡岗位都可以建功立业。“立言”就是创立切实的言论。这要把立德立功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升华，给人启迪和激励。我们当立世界潮头，通古今之变，发时代先声，多出精品力作，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赵建永，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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