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文化遗产资源的大国，然而距离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强国还有一定的距离。文化遗产事业与大众的认知及其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裂隙”甚至“鸿沟”，要得到更加广泛民众的认可、理解、关爱和支持，还需要日积月累的研究、传播和体验，而其中恰恰蕴含着保护传承最为基础、持久和强大的力量。
可是，如何让那穿越漫长时空的“历史的真实”及其所蕴含承载的“重要意义”“价值”更具说服力地、更加充盈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如何让那带着“距离”和“沧桑”却珍贵且富有启迪的内容，唤起大众的兴趣和关切？如何让公众自觉自愿地参与到遗产保护传承事业中去？如何让遗产及其蕴藏其间的价值和智慧，更好地陪伴和滋养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让公众了解遗产本体与相关信息、内涵与重要价值，并与之建立多层面多角度的“关联”，拉近彼此之间在空间或心理上距离。如果还能再进一步，让公众真切地感受到遗产的魅力，触动他们的内心，激发他们的兴趣，进而“爱上”魅力独具的文化遗产资源，方有可能将这些人变成燎原的“星星之火”，点燃保护传承的“熊熊火焰”。
北京大学的吕植教授在谈到自然遗产的保护时曾经感言：“虽然保护自然这个道理从科学上非常清晰，但这样的道理如果跟人的内心没有建立起联系的话，是说不通的，无效的。在藏区，人们把自然保护看作是对生活和生命的保护，是它文化和精神的依附，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有可能让自然成为人们发自内心愿意呵护的一个东西”。其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也是如此，无论从道理上来讲意义多么重大，同样，“如果跟人的内心没有建立起联系的话，是说不通的，无效的”。
2017年热映的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有一个感人至深的寓意：“死亡不是告别，遗忘才是”！小男孩米格对音乐的热爱能够突破一切阻挡，冥冥之中是与他追随“歌王”的执着分不开的，并最终发现他的曾曾祖父才是真正的“歌王”，他和他们的家族成员身心中早都已经携带着“音乐”的种子。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与之何其相似！文化遗产虽是历史的产物，原有的使命和功能已经消退甚至不再，但这并不代表着消亡，只要不被后人“遗忘”，它们就还会以另外的形式“存在”和“活着”，会与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的惦记和爱护会延续其生命的基因和活力，它们的“延年益寿”也会给后来者带来更多的庇佑和滋养。
1931年第一届历史纪念物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历史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中就提出，“大家坚信，保护纪念物和艺术品最可靠的保证是人民大众对它们的珍惜和爱惜；公共当局通过恰当的举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这一感情。”
如何提升“大众”对于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感情”？重要的途径无疑还是要拉近和增进“遗产”与“我们”的关系。相关经典的理论解说，出自美国费门·提尔顿（Freeman Tilden）的经典之作《解说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其核心立论就是：透过解说我们才得以了解；透过了解我们才懂得欣赏；而透过欣赏我们才能加以保护。他一语中的，道出了“遗产”与“公众”也包括与我们每一个人关系的内在逻辑真谛和路径，几乎成为世界范围内遗产解说和相关工作的“宝典”，也有效地指引了美欧等遗产强国的实践工作。
“解说”“了解”“欣赏”“保护”“传承”这一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指示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前提；是实现从“文化遗产资源大国”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强国”转变的沃土。
倘若能够唤起大众内心的关注和热爱之情，那将是源源不断的源泉和力量。“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谦虚又充满温情地说：“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而且“对敦煌的了解越深，就对它越发热爱”。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和前辈们才能“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共同铸就了“莫高精神”。
优秀的文化遗产资源，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生存发展的历史见证，是先辈们创造的文化结晶；也是与后人生活休戚相关、共生共存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基因，并且蕴含着前行的力量乃至方向。让我们更好地爱护和珍惜几千年中华文化史中所蕴含的优秀基因及其所有见证，发掘和传播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探寻所有与“真”“善”“美”相关的“历史的真实”！即使物质的载体最终将远离或者逝去，但“内化于心”的情感、记忆和智慧将代代相传！
（作者：赵夏，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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