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诗无以言——《中国诗词大会》热播的启示之五_的人-文化-都是-会用-汴京

　　心中有诗的人，纵然不逞口舌之强、言辞之利，也会用行动写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公元975年，偏安江南近40年的南唐被灭，后主李煜成为北宋的俘虏，被押到汴京。与他同行的，是他已经蜚声海内的词句。“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3年后，他又因回忆故国，写下“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而被宋太宗毒杀。台湾文化学者蒋勋说：“李后主是战争的失败者，又是文化上的战胜者。因为他的词征服了汴京，整个汴京的文人都开始填词。”

　　宋词，从歌伎酒肆的小调，转变为中国文化史上与唐诗并肩的文化高峰。

　　文化的魅力，从不、也永远不会屈从于任何压力。诗书传家济世，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规律。

　　曾有学者在报刊上撰文，批评当下有些人“不会说话”，往往在语言中表现出一种傲慢，或颐指气使，或口无遮拦，或索然无味，或不知所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梁衡曾在值夜班时撤下一篇评论，其撤稿意见大意是，一篇千字文连续出现13个“要”字，“一要再要”的霸道作风、官样文章令人生厌。不会说、不会写的问题存在已久，解决这个问题，不妨去学学诗。正如孔夫子所言：“不学诗，无以言。”

　　学诗不仅仅是学技巧。中国古诗词中有丰富的表现手法，但只去学技巧，却难以真正提高自己说与写的能力，更不能改变自己思考的内容和方式。“诗言志”，一个人，境界不高、格局不大、眼界不广，技巧再多有什么用呢？梁衡说，只会用“要”字写评论的人，是“权”的意识、“官”的意识太重了。有了这样的意识，技巧再多也用不出来，或根本懒得去用，只留下一副高高在上的冷面孔，臭在那里。

　　学诗是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诗人未必都是君子，更不都是好人，李国文先生在随笔中就列举过一系列令人不齿的诗人贱行。但好诗总是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最真诚的感情、最真切的心志的反映。经过漫长时间的化学作用，去腐朽，凝神奇，“表里俱澄澈”。钱钟书先生把文章喻为鸡蛋，作者喻为母鸡。随着时间的流逝，读者更多关心的是鸡蛋的质量，而不再注意那只母鸡当初是否贞洁，或许这就是文化的自净功能。远离了诗，就远离了自省，弱化了趣味，钝化了对美最初的向往，麻木了心灵中最本真的部分。真心实意亲近古诗词，用诗意抵消生活的粗粝，用壮阔开掘思维的闭塞，用精致磨洗庸常的琐屑，知耻、知礼、知不可为，这就是诗，让一个人形端表正，扩大到社会，“再使风俗淳”。因此，《中国诗词大会》比拼的绝不是记忆力，而是对审美、对感知、对体用的回归，让我们的口耳鼻舌触重新敏感起来，让我们知道该说什么、该怎样说。

　　人人都能读懂诗，也会被真正的好诗折服。北宋初期的汴京，人人醉迷于李后主的词，并不在乎他的亡国之君的身份。《红楼梦》中被人买来卖去的香菱，同样可以感知“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韵味。在中原大地，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也会从“头戴金冠压双鬓，当年的铁甲又披上了身。帅字旗，飘入云，斗大的穆字震乾坤”的唱词中熟悉穆桂英、杨家将，把家国情怀刻在心里。心中有诗的人，纵然不逞口舌之强、言辞之利，也会用行动写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才是打开诗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