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出自《晋书·熊远传》。作为二十四史之一，《晋书》是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下诏撰修的，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撰写“史论”四篇，表现出对晋史的高度重视。
西晋是秦汉后第一个短命而亡的大一统王朝，其历史教训历来为后人所重视。在西晋之前，秦汉帝国维持统治400余年，树立了封建王朝的典范，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东汉末年，群雄崛起，在魏蜀吴三分天下、分裂态势初显之时，司马氏发动政变，取代曹魏，并抓住时机，先后出兵蜀吴，一举扭转历史分裂之势，一统中国。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西晋执政中国仅十余年，内部就爆发了“八王之乱”，这场动乱不仅发生在权力中心，并且持续达16年之久，致使国家遭受严重破坏。在此期间及之后，北方匈奴数次南下，最终攻陷洛阳、长安，俘获怀、愍二帝，西晋政权维持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
西晋一度统一南北，本应成为继汉而起的强大王朝，但是统一之后却迅速由盛转衰，不待旋踵而亡。“人心所归，惟道与义”这句话是大臣熊远上书给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的谏言，代表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在熊远看来，人心归附是国家的立国之本，而人心归附又有其必然规律，即只有关心民众利益和满足民众期待的道义力量，才能真正地聚合民心、收服民意。正是因为西晋君臣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他们错误地将政权建立在武力强权之上，只关心自身利益，毫不在意百姓福祉，毫不顾惜民心民意，才与人民离心离德。据史传记载，南北统一后，西晋统治阶层矜于文德武功，骄奢渐滋，腐化堕落，豪富间竞相比阔，以炫人耳目为能，对民众疾苦却视若无睹。同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统治阶层又陷入严重的分裂内斗，互相讨伐征战，致使国家产生巨大内耗，人民常年流离失所。西晋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广聚，然而由于人心尽失，最终导致人民委而去之、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
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人心民意，并由此认识到道义对于人心民意的统合作用。熊远对西晋历史的反思正反映了中华文化这一悠久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观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指出行政法律等治理手段只能从外在规范层面约束百姓的言谈举止，而德礼代表的道德教化则可以令百姓在内心为之感化而归服。孔子之后，孟子、荀子都继承了孔子这一德政思想。孟子讲“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孟子看来，道德具有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特点，在对人心施加影响方面，“德”比“力”更能感召人心，因此如果一个政权能够居仁行义、以王政待民，那么“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百姓归顺这一政权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不可阻止。与孟子相近，荀子提出“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的观点，认为只有符合道义的政权才与民心相通，才能收获民意、称王天下，而单纯以武力、财富为基础的政权都不得不仰仗外在条件，因此是不稳固的。此后，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符合道义成为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依据，“保民而王”也因此被视作政权获取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近代以来，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民族大义为上，共御外侮、同赴国难，在保卫家国、同仇敌忾的艰苦斗争中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成为命运共同体，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人心归仁”这一历史规律的再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道义所在。正是因为受到这一道义的感召，各族人民才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意识到中华民族是具有整体利益、享有共同命运的统一体，才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层面和道义层面实现了实质整合。中华民族是由各族人民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整合各个民族利益的基础上的，相较于某些国家所持的个别民族中心主义，无疑更具有道义根据，必将成为新时代推动中国发展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曹润青，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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