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迹》出版 “定格”民初中国石窟风姿

《中国文化史迹》

书中图片：龙门奉先寺大佛右胁侍菩萨和罗汉《中国文化史迹》

书中图片：天宁寺梵钟《中国文化史迹》

书中内容《中国文化史迹》

安阳宝山灵泉寺大留圣窟南壁佛像《中国文化史迹》

安阳宝山灵泉寺大留圣窟门北侧刻文

安阳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门

安阳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门外东侧上方刻文

[原标题]“定格”民初中国石窟、古建筑的风姿：《中国文化史迹》出版

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继西方学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国各地进行各类调查，并因此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大量的图像（包括绘图和照片）资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学家常盘大定和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迹》(新版更名为《中国文化史迹》)。该书中文全译本日前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新书出版座谈会于6月8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召开。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认为《中国文化史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书中照片和图像资料所反映的史迹和文物，经历百年的时代巨变，有很多现在已经不存，或者损坏，或者改变样貌。因此书中的照片图像已然成为保留这些史迹和文物物质样态的唯一材料，其珍贵性自不待言。

日本学者考察中国留下晚清民初史迹影像

在清末民初中国时局动荡期，许多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探险家和学者相继来到中国，进行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和发掘活动，并因此发现了著名的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这些探险家包括瑞典人斯文•赫定、喜仁龙，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李希霍芬等。

日本明治时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政府和财团的支持下，日本学者继西方学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国各地进行各类调查，并因此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大量的图像（包括绘图和照片）资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学家常盘大定和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迹》(新版更名为《中国文化史迹》)。

1918年至1924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从事文化史迹调查工作，借助照片、图解和文字记录了晚清民初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实况，编著了十二卷以图片为主的大型图录《支那文化史迹》。日文初版曾于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由法藏馆陆续印行，共12辑。

据该书中文全译本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李星明统计，原书记述了大小佛教石窟群和摩崖窟龛二十九处，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著名的佛教圣山七座，佛教寺院或寺院遗址二百三十四处。在涉及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僧时，还专设高僧小传，这样的小传计有四十一个；同时在踏查佛教史迹过程中踏查道教史迹28处……

“《中国文化史迹》用它的内容和解说来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由文献构成历史，还有物质、图像和器物构成历史。书中的史迹很多都有双重的史料价值，文字史料价值和物质史料价值。”李星明说。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认为《中国文化史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

“在中国自身没有大规模文物普查的时代，由于他们调查了相当广泛的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与东北)，也挑选了数量颇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一调查等于给当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和继续研究的目录。”葛兆光说。

中文全译本呈现文物遗迹百年变迁

李星明介绍，鉴于该书重要的文字和图像的双重史料价值，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多年前就在葛兆光的倡议下决定编纂该书中文全译本。2014年在东京，文史研究院几位同仁一同观看了由东洋文化研究所平势隆郎教授负责保管的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等人当年在中国调查时所拍照片底版及相关图册等资料，并得到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对翻译重印工作的支持。

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基本采用了日文初版本的形制，以最大限度保留原书风貌，以大八开高清仿真影印。相较日文原版的十二卷本，中文全译本另编有“踏查校记”一卷，全书共十三卷。

而新增的“踏查校记”一卷更直观的呈现了文物在中国的百年变迁。据李星明介绍，自2014年7月起，他们沿着百余年前两位日本学者的足迹开展踏查勘校工作，去了书中所提到的所有省份，踏查了大部分史迹，确认它们的现存状况，并尽可能按旧照的拍摄角度拍摄新图，以进行今昔对比。

“在日本学者考察后的百年间又经历的很多事情，比如东洋人和西洋人在公布文化考察发现之后，引起了国际文物商贩对文物的盗窃之风；之后又经历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文革”等，书中所录史迹都或多或少遭到破坏，有些已不复存在，更多的史迹改变了原初模样，还有一部分则被比较完整得保留下来。”李星明说。

葛兆光认为，复旦文史研究院踏查团队几乎重走当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走过的地方，这一来百年前与百年后的文物有个对比，可以看到一百年的现代中国的变化是怎么样对文物、遗迹产生影响。

“至今世界各地散落的中国古代雕塑、壁画、建筑等，有些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除了记载明确收购线索的藏品之外，不少藏品可能就要落在《中国文化史迹》这些早年照片上。一些古代文物，已经离开了它原生环境，变成了博物馆中的藏品，它的语境、解读都变的不一样。比如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著名的天龙山第八窟洞口两尊力士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天龙山第八窟隋代石佛首，如果没有当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照片，我们难以想象这些雕塑在原生环境中呈现出的中古时代浓厚宗教气氛。”

上海博物馆馆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认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一方面可以引出文物保护、遗产保护的新思考；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的研究也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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