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改革与革命
中国在近代历经屈辱和磨难,中华老帝国该何去何从?清政府能够在中西碰撞和民族矛盾中继续对中国的统治,是传教士常关注的。
有传教士认为在民主的浪潮中,中国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专制统治,其中以耶士谟(W.M. Ashmore)和蒲鲁士最具代表性。耶士谟分析了民主思想在亚洲的发展,“印度在英治下开始民主的历程,日本建立了代议制政府,而中国派遣大臣出洋考察,近来舆论和公众思想的形成,书籍、报纸、同文书会的刊物的影响,公众演说的巨大力量,这些相互作用,最终结果对专制是致命的”。蒲鲁士也明确指出,中国由皇帝统治的日子是有限的了。他给出的理由与耶士谟的有几分相似,如日俄战争的教训,宪政考察团的派出等。
随着新政的展开,传教士对清政府由不信任到认可、同情,但对政府之外的力量也非完全不知。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差不多同时去世。很多人以为中国会有动乱,但是中国突然地、安静地进入了新的统治。用何德兰(I. T. Headland)的话来说,“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所引起的混乱还不及纽约或芝加哥的市长选举,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专制君主比一个民主政府优越的地方。”
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各地教会稳步发展,传教士越来越倾向于一个稳定的政局和环境。传教士表示如果革命在中国不可避免,希望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在这一时期,印度、土耳其、伊朗都在进行改革或革命。传教士观察到,这些国家推翻的是专制的君主,而非君主制,尽管发生了革命,但共和的思想没什么进展。在华传教士自然不希望中国步入后尘。不断有传教士表示,希望中国民众认识到团结的力量,不好的统治者好过没有统治者,不好的秩序好过没有秩序。
传教士由于以宗教为皈依,顾虑因素多,掌握信息不全等因素,难以对中国的局势有精准的判断,然而在这一时期传教士更倾向塑造一个积极的中国形象。如美国学者加纳(John B. Gardner)的分析:“义和团的发生,使得传教士遭受到很多批评,他们被认为是侵略者,应对义和团负责。”传教士从没想过有一天需要为自己的角色辩护,这使得传教士注意缓和对中国的批评和评论,更多讨论中国的觉醒,其塑造中国形象的重点不再是亟待拯救的4亿异教徒,而是强调他们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有着怎样的成就。
(作者:王静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