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新气象
随着新政各项措施的展开,传教士对清政府的努力也表示认可和同情。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这一举措深得传教士的赞许。蒲鲁士(William N. Brewster)甚至认为废科举的时间1905年9月2日将会作为“新中国”的诞生日而被记载在历史上。同在1905年,抗议美国排华法案的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传教士多认为这一运动是中国新生活的征兆,意味着中国的觉醒。师古德(E. I. Osgood)在一篇文章中概括了当时中国的新形势:“整个中国渴望改变;科举制成为过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政府也开始懂得其存在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爱国的精神正在产生,抵制美货运动是最初的表现;对宪法和重组军队的要求已经得到回应;禁止缠足、女子教育、新建筑风格、治外法权都是热烈讨论的问题。”这一时期,清政府另一项特别引起传教士关注的举措是禁烟。传教士长期以来致力于禁烟运动,对清政府最终颁布禁烟条例表示赞许,称之为“最惊人的改革”。吴板桥(S. Isett Woodbridge)坦言:“如果中国能够成功破除烟毒这一诅咒,而美国禁酒屡禁不成,那中国禁烟的成就比日本的军舰取得的胜利更伟大。”
有很多传教士表示,1903—1907年这段时间中国的变化是最引人瞩目的。柏锡福(J. W. Bashford)曾评论:“世界近代史上近五年来最惊人的事件莫过于中国的觉醒了。世界的焦点应该在中国。”传教士此时对中国改革和变化的评价特别高。传教士在1907年回顾中国百年的进步,其进步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他们不仅关注政治方面,更关注商业、宗教、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改变。传教士对中国的看法从其著作中也可窥见一斑,如1906年出版的梅子明(W. S. Ament)的《巨人觉醒》,1907年出版的明恩溥的《中国的进步》、丁韪良(W. A. P. Martin)的《中国的觉醒》、蒲鲁士的《新中国的发展》。传教士对改革措施的实施虽常有质疑和批评,但态度大多是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