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加荣
【作者简介】
邓加荣长白山人,故自号“白山智叟”。1948年参加革命,1950年入党,同年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选送苏联留学,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1956年回国,曾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东北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里工作。1975年调《光明日报》,任记者、编辑、新闻研究所所长等职务。著作百十余部,包括传记文学《马寅初传》;报告文学《又见莫斯科、又见喀秋莎》;长篇历史小说《海瑞》;古典文学《全新破译红楼梦》四十回等等;编辑整理《十大才子书》,主编《中国报纸创刊号大全》《光明日报五十年编年史》及电视剧《刘罗锅断案传奇》等。
我能与这位智慧的明灯、胆识卓越超群的当代大贤结识,并能为他写出国内第一本传记来,应当说还是有一定根由的。这根由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一
原来,马老自从来到北平后,就与《光明日报》关系十分密切。他很喜欢这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因之,他不论是在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之后,还是在他未当北大校长之前,都一直关心这张报纸,他写的一些文章也总是愿意首先拿到《光明日报》和光明日报社所领导的学术刊物《新建设》上发表。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还大力支持翦伯赞、邓广铭、任继愈、陈岱孙、金岳霖、郑晰等教授出来为《光明日报》编辑《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各种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专刊。
但是谁也意想不到,1958年却是《光明日报》带头发动了对马老《新人口论》的批评。
原来,马老一直关心我国的人口问题,自从他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在全国各地历次视察中就已发现,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严重性。他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多次发出呼吁,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希望国家能够适时地加以关注和解决。后来,他被请到中南海紫光阁,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并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许多人表示赞同。因此,他那篇长达5万字的巨制《新人口论》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一时全国为之轰动。
但这都是在1957年那个“严峻的夏季形势”发生之前的事。自从反右之后,马老所提出的真理,却越来越无端地遭到怀疑、非议和攻击。
到了1958年春,这个问题就更加急剧地走向反面了。毛主席在当年4月的一篇《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明确提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地进行批判说:“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在这种形势下,《光明日报》迈出了实在不应该迈出的第一步,带头指名道姓地公开批判马寅初的“错误”观点。1958年4月19日和26日先后在《读书》专刊第三期、第四期上刊登了批判“新人口论”和“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的两篇文章。马老看了,一拂袖子气愤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而《光明日报》后来果然变得更加不太光明起来。在1959年11月29日发表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写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等3篇文章时,竟然发表了一篇长达500余字的《编者按》。
马老是一位有着坚硬脊梁骨的人,面对着那黑鸦鸦一大片围剿文章,他不顾一切地挺身回驳,据理力争。1959年秋天,老人又写了一篇5万多字的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送给了《光明日报》下属的《新建设》杂志。在文章的末尾,他还更加胸怀坦荡地附了两个《附带声明》,其中有一个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这份请战书,很快转到中央理论小组那里。组长正是那个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他马上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动员应战。
《光明日报》随即组织力量,大登批判文章,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10篇,《新建设》发了4篇,其他各报刊发的文章也纷纷纭纭,已经无法统计了。
面对这新一轮更加严峻的围攻形势,马老襟怀坦荡地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
《重申我的请求》先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后又发表在《新建设》上,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了。重申“我的请求”,后来竟变成了“我的毁灭”,这是他开始时所料到的,也是他不曾料到的。文章发表过后不久,他就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被解除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从此,他便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给双双打落下来,像一颗闪光的明珠从此悄然无声地隐没下去,默默无闻地幽居在东总布胡同32号的自家小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