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拒修房与不吃“高级菜”
从1949年进京,陈云在西城区北长街58号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很多墙皮脱落,走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爸爸仍然不同意,觉得不影响办公,没必要修,结果又没修成”。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时,陈云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就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爸爸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
陈云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朴素的陈云让厨师发起了“牢骚”。“这是因为爸爸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
陈伟华说,“爸爸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
“两条毛裤穿了二十多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十年;后来在医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
“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陈云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按规定由公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年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这两套“礼服”后来穿旧了,胳膊下面和膝盖等部位磨得很薄,“妈妈和工作人员商量,想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陈云却说,“补一补还可以穿”。
陈伟华说,“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
“我和红卫兵评理就是了”
1966年6月,陈伟华刚刚高中毕业。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遭到康生攻击“思想长期与主席对立”。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位降至第11位,即最后一位。
到了1966年底,社会上出现了攻击陈云的大标语和小报。“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幸好此前父亲已在周总理的关照下,住到了万寿路的一处地方。”
“母亲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学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见没抓到我父亲,就把我揪住‘审’了一通。”
陈伟华只是泛泛地回答了一些提问。随后,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下了“打倒”陈云的大标语。“我气愤极了,冲着他们大声说:‘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我至今仍能记起的回击造反派的唯一一句话。”
这次抄家后,陈伟华被接到了父亲在万寿路的住处。“父亲听说了抄家的事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他从容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仔细描述被‘审’的情况,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
陈伟华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他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