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猫捉老鼠的游戏拉开了序幕
乾隆既然听不进尹壮图的意见,自然要想方设法堵住他的臭嘴。以皇帝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易如反掌。可这样做未免过于粗暴和简单了,同时会落下庇护贪官、冤屈直臣的昏君名声,死要面子的乾隆当然不会如此行事。为了既能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国家的太平盛世景象,又能使尹壮图“心悦诚服”地承认错误,甘当反面教员,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于是开场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弄清尹壮图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当年十一月的一天,乾隆亲临乾清门听政,下了这样一道谕旨:
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清史稿·尹壮图传》)
乾隆一方面承认尹壮图的建议确实不无见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解,那就是督抚人才难得,才不计较他们偶然的过失,采用罚款的方式予以惩戒,然后从宽处理,照常任用。接着乾隆又承认,督抚中可能有人辜负了朕的期望,昧着良心,以筹措公费为由,向部属伸手,而部属们也乘机摊派搜括以讨好上司,这种人也不能绝对保证没有。乾隆于是顺势写道:尹壮图既然上了这样的奏折,必然掌握了事实根据,那就请一一指实上报。言下之意是:只要事实确凿,证据充分,朕必定严加追究,从重处罚,决不姑息。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员的犯罪实据,不仅拒谏之心已经流露在字里行间,而且明里暗里都藏着杀机。此时最聪明的应对之策无过于马上认错谢罪,回复说自己并无实据,建议也十分荒唐,经圣主教育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恳请皇上原谅鄙人的鲁莽和冒失。这样做虽然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却可以免祸上身。
梁朝的贺琛就是这样做的。
梁大同十一年(545),针对梁朝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任散骑常侍的贺琛上疏泛论时弊,一共写了四条意见。大意是批评梁武帝对官吏过分宽容;梁武帝本人又喜欢亲近任用奸诈小人;皇帝的使臣严重干扰郡县;地方上的官吏大多渔猎百姓;风俗奢侈,道德沦丧,再不整顿吏治,崇尚节俭,远小人,亲君子,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勃然大怒的梁武帝当即把秘书召来,口授敕书,对贺琛的疏文逐条进行批驳:他质问贺琛所指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数目,用难以指实的问题来为难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苛求责备他。他还质问和威胁贺琛说:“为什么不分别明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暴;某位尚书、兰台奸猾;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哪里夺取?给了谁?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个应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项目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朕听!如果不一一列出,那你就是有意蒙蔽欺骗朝廷!”
梁武帝在敕书中虽然严令贺琛必须一一指实所揭发的问题,并表示他“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上来的意见,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但深知梁武帝有护短毛病的贺琛哪里敢再说什么?只好向梁武帝认错谢罪了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
不聪明圆转的人当然也有不少。明朝的兵科给事中张作楫,就是这样一个“笨蛋”,结果吃了大亏。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兵进入喜峰口,明朝守将抵抗失败,退保昌平。崇祯一面命令宦官李国辅等人严守关口,一面急召各镇部队火速入援京师,并宣布北京戒严。同时,崇祯命令众大臣上书献计献策,共御外侮。张作楫奉旨条陈,崇祯看到他的疏文中有“提兵十万,逗留不前”等语,即令张作楫回话,要他说清楚指的是谁?在当时,拥兵不前确实大有人在,如兵部尚书张凤翼受命统帅军队,太监高起潜监军,与宣大总督梁廷栋互为犄角,然而他们都不敢挥师出战,这便是明显的例子。但当时并没有提兵十万的将领,这一点也是事实,所以崇祯认为他是胡说八道,一定要他说明白。其实,所谓提兵十万云云,在疏文中无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不是实指,这是稍知文章作法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张作楫当时随便写上这么一句,哪里想到皇帝会抓住不放呢?所以一听说要他当面说清,心就慌了。而在此之前,张作楫曾因上疏言事连续三次受到处罚,这次如果不是奉旨条陈,他根本不打算建什么言献什么策,谁知运气如此不好,一上疏就触霉运。在“奉旨指名”时,他知道自己免不了会遭处罚,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壮着胆子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并为敌人护送辎重。疏文中还涉及兵部尚书杨嗣昌,把别人不敢摸的老虎屁股全都摸了一把。崇祯见到此疏,怒不可遏,拿起笔就在疏文上“×××”地大笔涂抹起来,以致“皇上”二字也被画上了一个大黑“×”。不久处分就下来了:革除张作楫一切职务!(《三垣笔记?崇祯》)
既是饱学之士,又在中枢机构工作了十多年的尹壮图,理应知道历史上有许多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应该清楚晚年乾隆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他是被乾隆表面上的“虚心纳谏”所蒙蔽,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么一个耿直老实之人,总之他见到皇上说了一番不得不如此做的苦衷,又表示一定会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对贪官进行严惩,就稀里糊涂地将自己的见闻如实上报,殊不知正好落入了乾隆精心设下的圈套:
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臣路过那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详细调查取证。‘若问下令摊派或逢迎搜括之人,他们上司和下属之间内部勾结,秘密交易,外人岂能得见?’因此实难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皇帝不相信臣的话,可以选派满洲大员和臣一道去各省秘密调查钱粮亏空情况,一定可以迅速取得确凿证据。
看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尹壮图又没有掌握督抚们的具体罪证,乾隆立即穷追不舍,对尹壮图的批判也开始上纲上线:
尹壮图的复奏还是没有指实一人一事,仍然只是拼凑一些没有根据的内客,拿空话来搪塞。朕做皇帝五十五年,对待百姓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和各省漕粮两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灾害,还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贫穷百姓都受到实惠,这不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吗?有天良的小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怎么会“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如果真如尹壮图奏折所称,岂不是“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在朕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乾隆实录》卷一三六七)
乾隆这几句话是十分严厉的。他认为尹壮图既是对自己执政五十多年成绩的全盘否定,也是视自己为糊涂皇帝,所以令他分外伤心。
乾隆于是再次严厉质问尹壮图:你的道听途说究竟“闻自何人?于何处见此情状”?如果不能“逐一指实复奏”,再用空言假话搪塞,那就是自蹈欺罔之罪!
尹壮图这才醒悟上了皇帝的大当,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措词不当,不能指出确据,请求皇上治罪。
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晚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秘密指派和珅向有关省份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应付检查的各项准备。尹壮图不是提出要下去密查吗?乾隆虽然拒绝了他的密查要求,却不妨利用这个自动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进行现身说法,于是一面命令户部侍郎庆成(满族人)带了尹壮图下去“切实盘查”,一面发布上谕通告全国:
“尹壮图逞臆妄言,陈奏不实,自问亦难解免。今已令侍郎庆成,带伊前往所指书麟管辖之山西省,切实盘查,若果有亏缺,即当严行究办;若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著将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通谕知之。”(《清史列传?尹壮图传》)
看到皇帝通告之后,地方官员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设法挪移,弥缝掩饰”。有些“爱憎分明”的大臣,甚至立即上书,要求将尹壮图撤职查办。
盘查尚未开始,结论就已作出,胜败也已明了,等待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